转自 | 生态主义
编者按：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进入无效区”。中国央行在2024年9月和2025年5月连续两次降准和下调7天逆回购利率，以及2025年5月20日六大国有银行将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下调至0.95%以下，逼近“名义零利率下限” ，实际上存款已经进入负利率时代，然而政策效果依然不佳。看来单靠大水漫灌式的降息降准难以解决深层次的信心与结构问题。 这反映出一个关键现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边际效应递减，已步入“政策滞效时代” ，如同日本、欧元区曾经历的那样。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局更需要进行制度性创新，探索 “结构性货币工具” 、 “角色货币” 、数字财政币等多轨体系，从债务型货币向结构性生态货币体系转变。
摘要： 本文批判现有货币体系将货币职能单一化、债务化的趋势，指出当前中美主流货币政策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忽视了货币的多重社会职能。通过引入“角色货币”与 “社会人角色” 类比，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生态系统运行逻辑的“多轨货币理论” 框架，并探讨其对未来财政政策、金融治理以及社会系统运行的深远影响。
一、引 言
当代金融体系高度依赖以债务为基础的赢利性货币（profit-driven debt currency），其逻辑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愈加强化。这种路径下的货币发行机制忽略了货币在组织运行、社会治理与生态协同中的多重角色，而且非常容易导致赤字财政、债务扩张和资产泡沫。本文主张从社会系统复杂性出发，重构货币理论体系。
二、理论背景与问题界定
1、债务型货币的逻辑起点与现状
自1971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制度以来，现代信用货币体系的核心逐渐转向以“债务生成货币”（money as debt）为逻辑起点的货币发行机制。在这一体系中，货币的发行往往依赖于政府债务（如国债）、商业银行贷款或资产证券化过程。货币不再以稀缺金属为锚定，而是以未来的偿还能力为基础。这种机制推动了财政赤字常态化、资产价格泡沫频发，以及公共和私人部门负债率的系统性上升。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37万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亦日趋频繁，显示该体系的结构性脆弱。
2、当前主流经济学的职能简化倾向
当代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与货币主义传统，倾向于将货币视作中性的交换媒介或通货膨胀的控制工具。现代货币理论（如IS-LM、DSGE模型）中，货币职能被简化为“影响总需求的政策变量”。这种观念导致学界和政策界长期忽视货币在社会资源配置、组织运作效率、公共治理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更深层作用。这种简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不同类型货币所具有的功能多样性与制度关联性。
3、“总量调节”vs “结构性货币政策” 的认知差异
“总量调节” 是以数量工具（如利率、基础货币、准备金率）为核心的宏观管理范式，其目标是通过调节货币总量，影响总需求和物价水平。然而在结构复杂、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单一的总量手段往往无法有效回应部门不均衡、区域差异或生态负担等结构性问题。
相对地，“结构性货币政策”强调针对特定社会职能、产业部门、区域生态或组织治理需求，设计不同路径、用途、回收方式的货币工具。例如：绿色金融信用、地方发展券、教育/健康服务券、社会积分制货币等。这类政策反映出对“货币角色多样性”的深刻认识，旨在通过货币工具对结构性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而非仅依赖总量控制。
三、货币的多重社会职能分类
1、交换货币（一般等价物职能）
这是最基本的货币功能，指货币作为商品交换中的媒介，充当一般等价物，使得商品的价值可被统一计量并完成交易。在这一职能中，货币的核心作用是提高交易效率、节约交易成本，并确保市场运行的连贯性。现金、法币、数字货币等在日常商品与服务交易中履行的角色，均属此类。它强调的是“对称交易” 与 “可支付能力” 的物理性需求。
2、债务型赢利货币（金融驱动职能）
此类货币的发行往往伴随着信用扩张，其本质在于通过货币创造推动金融资本的盈利循环。现代商业银行体系以贷款为手段创造存款，中央银行通过国债购买、再贴现等操作注入基础货币，构成以“还本付息”为逻辑核心的债务型货币体系。这种货币类型的优势在于可迅速推动投资与增长，劣势则在于易形成债务泡沫、资产价格失衡以及周期性金融危机。
3、运行促进型货币（组织与治理职能）
该类货币并非用于商品交换，也不以赢利为目标，而是用于组织内部的流程管理、资源协调、目标激励等治理性功能。例如，在企业中通过预算积分、绩效评分、价值链积分等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与价值评估；在社会组织或政府治理中用于量化贡献、激励合作与优化调度。它具有非流通性、非权属转移性与制度嵌入性，是系统”润滑剂“式的功能货币。
4、公共功能型货币（社会调节与生态维稳）
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货币还可以承担”结构矫正“与”公共服务激励“的作用。此类货币通常通过制度安排限定其用途与流通边界，专用于特定公共目标的激励补偿。例如：绿色碳积分、社区服务券、教育食堂卡、灾害援助券等。它们反映的是货币作为制度激励工具的可能性，用以提高社会公平、生态恢复与公共服务效率。
四、社会人角色类比与货币角色扩展
从“生物人”到“社会人” 。在传统生物学或经济学视角中，“人”往往被简化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忽视了其在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文化体系中的多重角色。这种“生物人” 概念与 “货币是交换工具” 的观念高度对应。然而，在真实社会中，个体在不同情境中承担着父母、员工、市民、志愿者等多重 “社会人” 角色。每种角色都嵌入特定规范、义务与权利中。因此，类比于人类的角色多样性，货币也必须体现多样性职能，以适应复杂社会系统对资源分配、激励反馈与组织协同的多样性需求。
管理“社会角色人”与“角色货币”的相似性就像管理一个组织中的成员，不能仅用一个标准来评估（例如仅看工时或销售额），而是要根据其所承担的具体角色设计不同的绩效指标与激励机制。货币的管理也应体现“按职能分类、按路径使用”的原则。例如，激励社区志愿者的服务券不应与企业投资中的利润回报型货币混为一谈。角色货币强调的是“功能导向” 的货币发行与使用逻辑，其价值不仅在于交换能力，更在于组织系统运行与社会目标实现的促进能力。
社会系统复杂性中的差异性调节机制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文化、生态、治理等多层结构。在此系统中，不同群体的资源禀赋、价值观念与行为目标存在显著差异。若试图用单一货币体系对所有结构进行统一调控，往往将导致资源错配、结构扭曲甚至社会撕裂。因而必须发展出“差异性调节机制” ，其中多轨货币体系正是工具之一。通过不同类别的货币路径，使不同社会部门拥有适合其目标与特征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而提升系统的稳定性与协同性。这一机制也体现了 “生态经济学” 的核心思想：多样性是系统韧性的基础。
五、多轨货币体系模型构建
1、多轨并行结构模型图（可视化建议）
多轨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在于：不同类型的货币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社会职能、制度场景与经济行为。图示建议如下：
横轴表示货币类别（如：交换货币、债务型货币、运行促进型货币、公共功能型货币）；
纵轴表示其应用维度（如：个体交易、企业组织、政府治理、生态系统）；
每条货币轨道均设有“发行机制—使用场景—回收机制”三段闭环，形成相对独立、又可以部分交汇的多层货币生态。
这种模型类比于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分工、协同运作”，强调的是货币体系的功能互补性与结构耦合性。
2、货币间转换机制
价值锚定与兑换协议：多轨货币体系要求不同轨道间具备有限的流通互通性，以保障系统整体协同运行。这需要：设定价值锚定机制，如“角色货币”锚定特定社会贡献积分或公共服务劳动时间，而非市场商品价格；设计兑换协议，由中央清算平台或数字货币智能合约设定不同轨道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条件与限制，确保转换公正且不被套利；建立“货币互评系统”，通过社会反馈或治理机制评估各类货币的真实价值创造力，为兑换提供动态依据。这种设计可借鉴区块链中的“跨链桥”机制，实现信息可验证、规则可执行、治理可追责的信用与价值互通。
3、风险控制与滥用防范机制设计
为防止多轨货币体系沦为寻租套利的工具，必须引入系统性的风控机制：
4、设置用途边界
限定特定货币只能在指定领域使用（如：绿色积分不能用于购买奢侈品）；
5、发行上限与预算配比
将非市场货币的投放与绩效挂钩，防止过度发行引发通胀或制度投机；
6、动态监测与治理反馈
引入AI风控系统和民主治理平台，对货币流向、用途偏差、转换路径进行实时监控与审计；
7、设立“货币行为准则”
明确多轨货币在伦理、公共责任和系统安全层面的规范底线。
这些机制将使得多轨货币不仅成为系统优化工具，更是制度可持续性的支柱。
六、中国与美国的货币政策反思
1、美元债务化路径与全球金融不稳定自1971年脱离金本位以来，美元逐渐演化为以主权债务为信用基础的债务型货币。这种货币模式的核心动力是政府赤字融资与金融市场扩张，其直接后果包括：美联储通过不断扩表为政府债务融资，为金融资本提供了持续的流动性支撑；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其可以通过输出通胀转嫁国内成本，但也在全球制造了资产泡沫与资本不均衡；多轮量化宽松与低利率政策虽刺激短期复苏，却助长了结构性脆弱，如高杠杆、贫富分化与“债务滚雪球”效应。
美国模式展示了债务货币如何在全球扩散金融不稳定，并对其他国家的货币主权构成长期挑战。
2、中国央行的模仿与房地产金融危机链条式蔓延。近年来，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上大量借鉴美式逻辑：通过宽信用、房地产信贷扩张、地方债平台融资，推动经济短期增长；利用银行间市场工具和MLF等再融资手段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土地财政、房产开发与地方基建，形成典型的“债务—资产泡沫—财政依赖”的循环链条。
结果是：房地产价格失控、地方政府债务激增、银行体系隐性风险堆积，反映出债务型货币逻辑在中国语境下的失效与不可持续性。
3、政策建议：结构性调节工具的制度化建设
为了突破“总量调节—债务驱动”的传统路径，亟需推进以下制度变革：
——建立结构性货币投放机制，将货币发行与公共目标（如生态恢复、教育平权、社会服务）挂钩；
——推动“角色货币”制度化设计，引入运行促进型货币与公共功能型货币试点应用，提升治理效率；
——设立中央与地方的多轨货币协调机制，确保不同职能货币在财政、信贷、金融等系统中的协同与可控。
通过制度化建设，可以为货币政策提供更具多样性与弹性的工具箱，使其真正服务于社会系统的可持续运行与生态稳定。
七、政策与制度设计建议
1、引入运行促进型内部货币机制组织系统内部运行效率的提升，依赖于有效的资源协调与行为激励。传统货币仅适用于市场交换，不足以反映组织中的治理过程与价值创造。运行促进型内部货币应具备以下特点：
例如，组织内部可设置“执行积分”或“协作币”，政府可针对跨部门协同设立“治理协调积分”，社会组织可为志愿服务或公众参与设置“贡献积分”，以此形成一种“价值激活—目标管理—过程监督”的治理闭环。
2、开发与试点绿色积分、社区信用、社会服务券等结构性货币针对公共服务、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等非市场领域，应开发结构性货币工具，以补偿性激励取代市场利润激励。这类货币应具有以下机制：
这类制度工具可率先在特定城市或生态示范区进行试点，如“碳中和积分制社区”“社区治理Token制平台”“教育食堂积分制”项目，形成政策—平台—场景的嵌入式结构。
3、在财政、产业政策中嵌入“角色货币”设计宏观政策应从“总量控制”转向“结构引导”，将“角色货币”设计嵌入财政、产业、科技与生态政策体系中：
在财政转移支付中引入“治理积分”机制，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挂钩；
在产业引导基金中引入“生态信用券”，对绿色产业和社会创新企业给予信用支持而非直接补贴；
在科技激励中试点“知识贡献积分”，对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共享行为进行价值映射，形成新型价值衡量标准。
通过上述制度化手段，构建多层次、多路径的货币赋能机制，使货币系统真正成为推动公共治理创新、社会公平改善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工具。
八、结语
1、必须突破“物理性货币”的狭隘观念
重构货币，重塑系统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差异性与生态约束，要求我们彻底突破传统“货币=交换媒介”的物理主义观念。当前以债务为核心、以赢利为目的的单轨货币体系，已难以回应多元化社会目标与生态治理需求，反而陷入债务扩张与系统性风险的死循环。
2、多轨货币理论是制度补充、治理优化、生态嵌入的路径
本文提出的多轨货币理论，旨在构建一个以“职能分化、结构匹配、生态嵌入”为核心特征的货币系统架构。它不仅重新定义了货币的制度属性与功能角色，更将货币重新嵌入到社会治理、组织运行与生态重建之中。
多轨货币的构想并非对既有金融秩序的全面否定，而是对其不足之处的系统性补充与演化。通过引入运行促进型货币、结构性激励货币与角色性货币机制，我们可以在尊重货币逻辑的基础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革新、治理效率的提升与社会目标的协同推进。
3、这不仅是金融改革，更是一次社会系统的文明跃迁
这不仅是一次货币制度的重构尝试，更是一种基于生态哲学、系统思维与社会责任的文明跃迁。重构货币，正是在重塑社会系统本身的运作逻辑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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