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1年2月，长安城寒意未消，未央宫却吵得热火朝天。
汉昭帝刘弗陵刚满十二岁，托孤大臣霍光急需解决一道难题：汉武帝留下的“战时经济体系”还要不要搞？
六十多名地方儒生（贤良文学）奉诏入京，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朝廷官员展开激辩。这场持续半年的“盐铁会议”，堪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巅峰对决。
此前，西汉的经济政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初的无为而治，轻徭薄赋，虽然对商人比较歧视，但也不怎么干预工商业发展，于是经过文景两朝的积累，生产逐渐恢复，至汉武帝时期，社会已经积累巨大财富。
汉武帝之所以能够连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反击战争，其物质基础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阶段，汉武帝时期，开始重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内平封国，虽然打下了千古基业，但开疆拓土必然带来财政吃紧。
到武帝中期，国库空虚，为了支持对外战争，汉帝国在大农令（今财政部部长）桑弘羊的主持下，对经济采取强力干预政策。
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
用今天的话理解，上述政策可以对等翻译如下：
盐铁官营：关键领域国企垄断经营；
均属平准：政府宏观调控，从丰产地区低价购入，卖给歉收地区，平抑物价；
币制改革：铸币税收归国有。
酒榷：（烟）酒专卖。
第三阶段，武帝后期，长期的“有为而治”、对外征伐不断，导致财政再一次陷入亏空，由于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导致中下层百姓负担加重，新开源的税收虽然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国库，但并不足以支持接下来的战争。
由此，“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流民起义时有发生。
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武帝下“轮台罪己诏”，尤其强调“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
也就是逐步放松控制，向汉初“无为而治”迈进。
因此，汉武帝去世以后，接下来到底何去何从？是全面恢复“无为而治”，还是继续“盐铁官营”，成为当时摆在朝野面前的一大难题。
尤其是，昔日财政部长、今日托孤大臣桑弘羊，依然坚持第二阶段的经济政策，而另一个托孤大臣霍光，则希望放松对国有垄断行业的限制，适度松绑。
一个主张严管，一个主张放松，同为托孤大臣，兼有背后的政治博弈，两人相持不下，于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被提上日程。
公元前82年6月，霍光以汉昭帝名义下令，从各地召集代表，入京议事。
《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六月，诏曰：“......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贤良，为已有功名的儒生，文学，指在当地小有成就的学术名士。
公元前81年二月，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史上第一次全国知识界代表大会（六十余人）在长安召开，整个会议持续了五个月，至同年七月份落幕。
尤其要感谢是西汉大臣、著名学者桓宽先生，桓宽先生用了六万字记录此次会议，整理成《盐铁论》一书，流传后世，也让我们对两千年前的这起新鲜事有了全面了解。
会议开始，作为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总设计师，桑弘羊做了大会报告：
第一，强国，必须垄断。
《盐铁论·本议》：“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
盐铁专营后，朝廷年收入从40万钱暴涨至800万钱，足以支撑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的巨额军费。
第二，平准均输可稳物价，保障百姓生活。
《盐铁论·本议》：“均输则民齐劳逸…平准则民不失职。”
官方统购统销、跨区调配物资，长安粮价十年稳定在30钱/石，比战国时期下降60%。
第三，可防止豪强割据。
通过盐铁专营、平准均输，铸币收归国有，可避免地方势力做大，避免出现昔日富可敌国现象。
桑弘羊的观点被精炼的归纳为“桑弘羊三问”，成为后世两千年的经典难题，在只有农业税支撑的前提下，
一问：仅靠农业税支持，战争开支怎么办？
二问：仅靠农业税支持，遇到天灾人祸，国家财政怎么办？
三问：如果中央财政不能大过地方，地方势力做大怎么办？
各地代表们也针锋相对（顾左右而言他）：
第一，与民争利伤国本
《盐铁论·本议》：“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
有人揭露官营铁作坊内幕：河北官造铁犁售价300钱，私造仅80钱且更耐用。
第二，苛政猛于匈奴。
《盐铁论·备胡》：“闻往者未伐胡越之时，徭赋省而民富足，今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者，绝不知流沙之地。”
没打仗的时候如何如何，打仗以后如何如何之意。
这相当于全盘否定汉武帝时期的对外功绩了。
第三，富民方能强国。
《盐铁论·地广》：“百姓贫陋困穷而私家累万金，此君子所耻也。”
所以除了提出轻徭薄赋的解决办法，贤良们甚至要求开放民间铸币。
如果单纯从表面意思去看，诸位恐怕会觉得这帮子儒生，虽然迂腐，但说的太有道理了。
什么藏富于民，与民争利伤国本，苛政猛于匈奴等等，放在今天简直都是政治正确。
尤其是，富民方可强国，这句话可太有感染力了。
老张我在此强烈表示，我对这几句话没有任何意见，如果各位要喷，至少也得等我说完。
因为我国的知识分子们，从两千多年前，就学会了说一套做一套。
先搞明白一个问题，盐铁官营，本质是什么？
人不能不吃盐，生产不能不用锄头和铁犁，所以这是必需品。
百姓必需品往往有这么一个共性，需求量贼大！
由于需求量大，所以在单位商品上，稍微在价格上做一点涨幅，带来的利润就非常可观。
《管子·海王》中，管仲曾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1000万的总人口中应纳税的人约100万，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但只要每升盐加价2钱，因为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实行 “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6000万钱，远超过每月30钱高额人头税带来的收入。
表面上看，并没有加税，也不会引起百姓的抗议，同时还能大幅增加财政收入。
所以盐课收入，历来都是大头，尤其是唐宋以后，盐课收入一直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收入。
那么回到本文，问题就来了，盐铁这种必需品，到底是由官府来统一经营，还是由私人资本来经营？
换句话说，必需品这部分利润总是存在的，不管是谁经营，这笔利润都会有，那么，到底是由官府来赚，还是由资本来赚？
不论是官府来经营，还是资本来经营，老百姓都要吃盐，种地，使用铁器。
所以谁来专营，谁来收税，如何收税？
如果不是由官府专营，那么以老百姓的实力，谁开得起铁场、盐场、钱场？
谁又有实力左右市场价格？
是农民？还是地主、豪强？
在当时的语境下，贤良文人其实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只是他们不便明说罢了。
所谓的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本质上是与资本争利。
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是藏富于资本贵族。
而民富则国强，不过是一句掩盖其目的的敞亮话罢了。
罢盐铁官府专营，本质上是希望地主豪强们来专营。
一句话，否定政府的存在，主张由自己来操控这个市场！
儒生们没法直接谈这个问题，所以整个会议期间，他们大谈特谈的，主要都是官府专营的效率问题、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价格高昂、“工人”环境恶劣等等。
用一个事实，去否定一个行为或者制度的合理性，本身就是我们时至今日仍然容易犯的毛病。
比如，因某人马路碰瓷，否定国人素质，因某人当街行凶，否定社会发展，因某地贪腐，否定国家制度。
还让不让人活了？
前半截是事实，后半截才是他们的目的，用事实来掩饰目的，是公知们常用的手法。
贤良文人们不会告诉你，盐铁官营让他们无利可图，平准均输让他们无法囤积居奇。
赚钱的路子都被朝廷垄断了，他们怎么赚钱？
他们不会告诉你，嘿，这个可以改革，他们只会告诉你，嘿，这不合理，得全盘取消。
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帝国，虽然是一帝之私国，但帝国，同时也扮演着一个文明守护者的角色。
帝国兴，则文明兴，百姓存；
帝国弱，则文明弱，百姓颠沛流离。
秦末大乱，则匈奴南下；
西晋大乱，则五胡乱华；
隋末大乱，则突厥日盛；
唐末割据，两宋孱弱，则契丹、女真、蒙古一日更盛一日。
与两汉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北宋。
君不见王安石变法，反对最激烈的，不就是士大夫阶层么？
大明朝皇帝吊死煤山的时候，士大夫不是转身就去恭迎李闯王了么？
所以发生在公元81年的这次“盐铁之辩”，本身并无关藏富于民，用今天的时髦话讲，本质上是搞封建主义下的自由经济还是国有经济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影响深远，则因为后世不论是唐刘晏改革漕运、宋王安石变法，还是明张居正改革，甚至是四十多年前的改开，围绕的都是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并不算什么历史难题，当“豪强代表”自以为受到了霍光支持，在会上大谈特谈的时候，他们却忽略了霍光的真实目的。
桑弘羊可以倒，但盐铁专卖不能废！
尤其是，代表们提议废除“平准均输”的时候，霍光马上叫侍中进来打断发言。
说到底，“豪强代表”自以为得到了朝廷辅政大臣的支持，殊不知只是扮演了一次工具人角色。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成效，霍光毕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为了安抚地方豪强，在舆论上已经对桑弘羊的地位造成事实性打击以后，霍光以汉昭帝的名义，对本次会议做了定调：
至于关乎到民生物价的“平准均输”，则维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