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柏拉图在遇见苏格拉底之前，醉心于绘画和写诗，还有悲剧，但在与苏格拉底交谈之后，柏拉图“把自己的诗作投进了火堆”（《名哲言行录》）。我们粗读罗念生的诗歌，就会发现他更亲近思考和他后来详加辨析的“崇高”感。有意思的是，罗念生后来翻译过普鲁塔克的《西塞罗传》，还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西塞罗的一则掌故：罗马最善于写柏拉图式对话录的著作家——西塞罗，最瞧不起抒情诗，他声称即使能活两个“百岁”，也绝无空闲读什么抒情诗（《论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诗歌创作和更为广义的思想世界之间，似乎有一些距离。年轻诗人从诗歌转向翻译，是否与柏拉图或者柏拉图的“罗马传人”西塞罗有关？这一推论并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但是，罗念生的《招魂》一诗似乎有透露心曲的痕迹：“但它也能够引导灵魂往上升，随着柏拉图的理想升列高天，去瞻仰爱星亘古的光明。”这很显然化用了柏拉图《会饮》中“爱的阶梯”的意象。罗念生年轻时写诗的“灵魂”逐渐随着柏拉图的理念上升，只是，这一次采取了翻译的形式。
不过，罗念生最初转向翻译仍旧与朱湘有关。《招魂》诗中直接化用的柏拉图《会饮》，大约也是借柏拉图招了朱湘之魂。因为罗念生在20世纪80年代写作的《忆诗人朱湘》中曾经提及，朱湘从美国回国后也曾翻译数种希腊悲剧，还翻译了《会饮》，只是非常遗憾，这些译稿后来都没有了下落。《翻译的辛苦》一文约略重复了类似的惋惜。或许，罗念生的翻译中蕴含一种完成友人朱湘未竟事业的责任感，尤其是我们考虑到罗念生在《朱湘译诗集》序言中如何称赞朱湘的翻译贡献：“这本译诗选是我国新文学运动初期第一部外国诗大观。”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即便是转向翻译，即便留学时曾有研习古希腊语文的专业背景，罗念生是否有心志去完成艰难的希腊经典翻译，依旧是存疑的。或者更明确地说，翻译家翻译什么作品必然有其内在的精神缘故，虽然罗念生也倾心柏拉图，但是他并未翻译柏拉图对话。在欧里庇得斯《特洛亚妇女》的译本中，罗念生专门撰写了一篇引言，介绍希腊悲剧和这部作品。他总结了希腊悲剧的五个特点，前两个特点和第五个特点关乎戏剧形式，比如歌队特征等。而第三和第四个特点则不仅仅关乎悲剧，更关乎悲剧中呈现的希腊精神。第三个特点与《会饮》有关，关乎美：“希腊人一生求美，就在悲剧里也处处可以表现他们求美的观念。”第四个特点是“求善”：“希腊人一生都向着那理想的人生迈进……希腊人把诗人当作教师看待，这些教师却把他们的道德观念隐伏在他们的宗教观念里。”希腊悲剧是善恶的力量的舞台，却又总让人趋于道德，趋于善与崇高。在《希腊精神》中，罗念生的表达略有差异，但对于希腊精神中所蕴含的力量总是心向往之。现在，问题就逐渐明朗了，罗念生之所以选择以翻译希腊戏剧为主要工作，就是因为这些古典作品是希腊精神的重要载体。
对于罗念生来说，健康、明朗而鲜明的道德感是古希腊人最鲜活的精神。“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是古希腊人所不知的，也是罗念生所不羡慕的。在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的译本中，罗念生编译了赛克斯（Sikes）英译本的引言，他显然赞同引言中的分析，尤其是这一段：
在希腊人看来，一个诗人主要的功能只是在很鲜明地表现他这民族的伦理箴言。埃斯库罗斯首先把悲剧里的动作和道德问题、宗教问题拉在一起。他思索过人生的各种问题。
正是由于在悲剧家的作品中看见古希腊人恒常而健全的伦理感，罗念生翻译的心志才可能更加坚决。他不是要翻译某部悲剧或者喜剧，而是翻译古希腊人的健全的道德感和道德的显现形式。
这种伦理与道德感同样会反诸译者自身。罗念生的许多翻译是在日寇侵华、战火纷飞的年代完成的，当他在诗中写下“十年的大战就要开始”时，内心是渴求为国效力于疆场的。他如何能安心于握着翻译之笔呢？1944年的《特洛亚妇女》译者序言中，罗念生敞露了这种矛盾。罗念生在译完《普罗米修斯》之后心情倦怠，只以书写一些抗战史话的方式来参与抗战，这让自己内心不安。避居古庙中的罗念生，曾听见一位僧人转述玄奘翻译佛经的故事，罗念生听了之后，如“春雷惊蛰，译者听了，周身是汗”。是什么让他如此惊怖？固然与玄奘翻译之诚敬有关，还由于这个当头棒喝让他回忆起以前一位老者的嘱咐：“这悲惨的诗歌可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心，引起我们的向上心。”这个宛如悲剧情节一般的细节展示了罗念生翻译希腊经典的精神意义：这个壮烈的悲剧有助于养成国人面对抗战艰难局面时的担当与责任感。所以在序言的最后，罗念生展示了他的期待：“望雄师北上，光复故都。”译者晚年回忆时也重述了这一点：“当年出版这部悲剧，是想借古希腊诗人对国破家亡的特洛亚人寄予的同情来激励我们的抗战精神。”（《希腊漫话》再版后记）同样的情愫也见之于埃斯库罗斯《波斯人》1936年的中译本序言，他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埃斯库罗斯的两种用意：“第一种是净化人类的骄横暴戾的心理；第二种是激励爱国心。”爱国心是一种道德，净化人类心灵更是一种卓越的道德。
在《特洛亚妇女》译者序言中，罗念生对这种道德有另一个表达：“向上心”的教育。这不仅仅关乎1944年这个特殊的抗战年份，更关乎长久的人心的教育，即通过古代的诗歌和当代的事件培育人心。在《特洛亚妇女》的引言中，罗念生评论说：“这诗题当能感动我们，引起我们的向上心，提高我们的志气。”经过翻译的古希腊悲剧，不再只是古希腊人的教化向上之资，同样成为中国人的抗战激越精神的培育养料。
在《谈希腊教育》中，罗念生再度提到这种向上的教育，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人物与恶劣环境和残暴势力作顽强的斗争，他们的不幸遭遇令人同情，引人向上”。恰恰是由于对这种引人向上的昂扬之情的关切，罗念生在探讨亚里士多德著名的诗学概念“卡塔西斯”时对亚里士多德表示了不同意见：“我们不能同意他的学说。我们认为悲剧的作用不在于陶冶怜悯与恐惧之情，而在于给人以思想教育，加强人们的爱和憎的情感，使人们对英雄人物的不幸遭遇寄予莫大的同情，对摧毁英雄人物的恶势力表示强烈的憎恨。”（《论卡塔西斯》）如果我们仿用尼采那句著名的“出于道德的动机整理古书”，那么，罗念生就是出于道德的动机——即“思想教育”的动机——翻译希腊古典作品。
出于道德的动机翻译希腊古典作品，就是一种强烈的古典学动机。罗念生没有成为自己年轻时属意的弥尔顿。但是，他翻译的希腊古典作品依旧是不朽的，因为他有能力将希腊诗歌翻译得具有诗的品质，因为他翻译的古典作品具有雅正的古典旨趣，因为他让荷马和希腊剧作家成为内在于中国的古典教养。他完成了年轻时诗歌中的志愿：“东与西各有各的方向，我的想象还在那相接的中央。”想象已成为现实，因为这些古典作品中的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学者出于自身的意图而思考的内在问题，西方古典也正成为中国古典学自然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