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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443000智慧型微友同路同行』
按：11月10日那天早上7点多，河南南阳，正在上早自习的15岁男孩沄博晕倒了，待急救车赶到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前一天晚上，男孩做作业到12点多，早上6点20分便起床上课去了。男孩猝死之后，其父的朋友圈状态在微博上广为流传：“爸爸知道你累了，从此从此，再也没有压力了”，“爸爸深深忏悔，（你）每天睡眠那么少，还无行（无形）中增加你的学习压力”，“安安静静，轻轻松松，好好睡一觉吧。”催人泪下，亦发人深省。虽然心脏骤停的原因多种多样，并不一定直接由缺觉劳累所致，但这一事件还是引起了网友对于当今学生学习压力的关注和讨论。
2012年，诗人蓝蓝曾致信教育部，提出了包括立法保障中小学生8小时睡眠时间在内的关于教育改革的十点意见，并希望教育部能够就这些问题展开调研并做出回应。而这封公开信的源起，正是蓝蓝朋友的14岁独子因为假期作业没有完成，因害怕老师批评，在家中洗手间内上吊自杀。根据2009年的调研结果，中国平均每天有7名儿童自杀，学习压力占儿童自杀原因第一位。
听闻15岁男孩的新闻，蓝蓝心痛不已，写下了下面这篇文章，再次椎心发出了“反对对‘成功者’和‘人上人’的崇拜，反对我们深藏的虚荣心，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的暴虐”的声音。在这篇文章之后，书评君贴出一篇2012年的采访，彼时，蓝蓝致信教育部一事引起广泛关注，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包括崔卫平、王小妮在内的一系列作家、学者，同时，他们也是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也曾替孩子做作业，他们也曾心疼缺眠的孩子，他们也反抗中国教育的严酷与不公。三年过去了，教育变了吗？
沄博走了，下一个是谁？
文 | 蓝蓝
十五岁的沄博走了，下一个是谁？
是不是所有中国孩子的命运都这么悲惨？无数的学生每天作业写到半夜，这是不争的事实。每年几乎两千多位学生因为学习压力自杀，这样的数字触目惊醒。贵州大学法学院李建军先生2009年7月发表的《青少年自杀低龄化的归因研究》一文指出，中国每年自杀的儿童约为2580余人，平均每天有7人自杀。有40.1%的小学生说过“不如死了的好”。其中，学习压力占据儿童自杀原因的第一位。心理学家叶一舵的调查数据显示：小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为20.1%，中学生为43.8%，高中生高达52%。
三年前，我在“给教育部的一封公开信”中引述了1989年11月20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第25号决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公约明确指出：“18岁以下的儿童将和成年人一样享有1948年国际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所有自由和权利。它包括了儿童在意见表达、思想意识、宗教、结社、和平集会甚至在个人生活上得到尊重等方面的自由。”我不知道，在一个连孩子们的8小时睡眠都不能保证的国度里，还谈什么儿童和青少年“得到尊重”？他们连最基本的人道的关爱尚且不能得到！教育部至今不曾回复这封公开信，我也并不指望他们的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仅仅是应试教育的问题么？仅仅是分数的问题么？
如果一个普通劳动者——农民或工人，清洁工或保姆，收废品者或饭店服务员，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意味着受到尊重，他们的生存也不意味着贫困、耻辱、低人一等，那么，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或许就不仅仅是孩子们唯一的一条道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此种情形长此以往，还得有多少孙正雯、秦雪寒、曹耀中、陈亚楠这样几岁、十几岁的孩子走上自杀的道路？无论沄博的死因是什么，一个孩子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这难道不是非人的生活吗？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如此对待少年儿童，这难道没有问题吗？
但是，尽管无数的学生和老师都被卷进了这种毫无理性的“社会潮流”，也并意味着家长就可以不管不顾孩子的死活，也并不意味着微弱的个人就无力对付这个死神般的“庞然大物”了！我在给教育部的公开信中曾写道：
这封信不仅仅写给教育部，也写给教书育人的老师，同时，更希望所有的家长和我一起反思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应试教育是一面镜子，当我们反对它的时候，我们也要反对我们身上的等级观念，反对我们对普通劳动者的歧视，反对对“成功者”和“人上人”的崇拜，反对我们深藏的虚荣心，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的暴虐，反对我们不尊重生命的野蛮。正是我们身上的这些东西，呼应着分数至上的邪恶观念，加重了“应试教育”对孩子们的摧残。
当一个体制无法保护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做父母的当然可以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孩子。正常的睡眠、身心健康，是孩子必须得到的起码保证，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遑论什么“祖国的未来”了！读一读沄博父亲的泣血追悔，或许对每个家长都是提醒——爱孩子无需勇气，保护孩子，是一个国家的责任，更是父母的责任！
对几位也曾帮孩子写作业的作家学者的专访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姜妍
采访时间 | 2012年11月
新京报：你帮孩子写过作业吗？
邹静之：比如抄字啊，当然也写过一些小作文，题目无非做什么好人好事，一些所思所想的作文，得的分都不高，我女儿以后就拒绝让我代笔了。我觉得作业量太大了，我们两口子都帮过忙，比如一个字写一百遍，什么东西要抄多少。我小时候所有老师留作业是互相通气的，我女儿上学的时候老师就不管这些，我觉得这是学校特别不负责任的一个事情，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估计也差不了哪去。
新京报：你觉得我们教育的根本问题在哪里呢？
邹静之：我觉得应试教育大家一直提出反对，但从来没有改变，这是一点。还有原来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但现在这三点几乎都没有了，我觉得现在的教育不教道，只教术。现在的教育不求道，不教孩子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想法、追寻的目标，精神上的东西。
新京报：你是不是帮女儿写过作文？
崔卫平：我就帮她写过一次作文，应该是她刚上学的时候，她平时的作文可以打5分，我帮她写的作文可能是打了4分还是3分的，结果女儿再也不要我给她写了，什么作业也不给我看。
新京报：你期待我们的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教育的环境？
崔卫平：有一点我和周围的朋友有点不一样。我强调在顺其自然的同时，人也是要被训练的。学习也是种能力的训练，顺其自然就变得放任自流是不好的。
不要在教育没有改革之前就一个劲骂，我觉得这样对自己的孩子也不好。我侄子在香港出生长大，现在14岁，那个孩子什么都不想干，就是玩，看电视，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因为我自己的孩子是很主动的，他却非常消极被动。过于宽松也是不好的。这点我希望你传达一下，我反对对教育制度的批评而导致提倡最少的力气获得最大的利益，或者说变得不劳而获，不择手段地只要成功就行，这个我很反对。什么事情都是双面的，教育制度一直有问题，这个完全可以不用问我，大家都看得到，但我也不希望这个批评导致大家都去交白卷，都退学去，都当白痴去，我不主张这样。
新京报：你帮孩子写过作业吗？
王小妮：好像每个家长都帮孩子写过作业吧，不帮忙孩子都没法睡觉啊，时间太长了。我们因为孩子比较大了，回忆起来比较远，但肯定是帮孩子写过作业。
新京报：这种教育体制你觉得给孩子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小妮：完全没有个性或者完全撒谎。其实我刚刚就在想，家长替孩子写作业这本身是一个撒谎的过程，你都没有了基本的底线，因为你用一个说谎的行为来反抗一个行为。
新京报：你帮孩子写过作业吗？
耿占春：孩子小学的时候我就帮忙写过作业，比如一个字抄五遍，抄十遍，孩子很困了，很晚了，还没抄完，我就帮她抄了。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
耿占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实在是不该把人的一生的竞争压到儿童、少年阶段。一个孩子，小学生、中学生，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自然人，还没有完全成为社会人。可是在他整个自然人的阶段就享受不到一个孩子自然的快乐，一下子就进入了严酷的、竞争的教育制度。其实这种竞争的结果它并不能造就人才，只不过是把成人智力的劳动，下放到孩子身上去折磨他。
新京报：你觉得可做哪些理性调整？
耿占春：比如择校，比如择地区。作为中国的孩子，在哪里念书都应该是平等的。本来是应该平等的拥有受教育权，但现在反而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要拼命地去找一个可能优越的学校，更优越的城市。这个应该是可以废除的。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必要把教育的内容从高中下放到初中、从初中下放到小学。
本文前半部分为独家原创稿件，撰文：蓝蓝；后半部分来自2012年11月21日《新京报》，原标题为《帮写作业 多名作家呼吁教育改革》，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按语与编辑：方格，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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