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2—1924年间中俄恢复国交以及由此引发的承认苏俄运动，是在1920年代中国社会讨论“中国问题”的语境中发生的，历经越飞、加拉罕与王正廷、顾维钧的交涉谈判。中俄交涉之曲折反复，折射出在世界变局与中国变局的双重叠加下，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在苏俄与西方之间，中国社会对苏俄认知态度的复杂多样，反映了围绕讨论“中国问题”时发生的改造中国主张的思想分歧与政治博弈，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浓郁鲜亮的政治底色，在即将兴起的国民革命中，迅速演化成为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加拉罕；承认苏俄；改造中国；中国问题
学界关于1922—1924年中俄交涉的研究，多集中于中俄交涉的具体过程，对越飞、加拉罕先后使华及与中国外交部门的谈判研究，成果颇丰，极富启发。但是，现有研究对中俄交涉引发中国社会广泛地承认苏俄运动着墨不多，对罗素来华演说引起“中国问题”争论后中国社会对苏俄观感认知的变化，以及由此生发出对中俄恢复邦交的强烈呼吁并无系统论述。本文认为，中俄交涉不仅是中俄两国政府间谈判的政治考量和技术工作的具体展开，也是五四以来中国国民外交运动的生动实践，更是在“中国问题”语境下中国社会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改造中国时的情感寄托与政治想象。如蔡元培欢迎越飞时所言：“俄国革命事业，为吾人之前驱，今日愿以受业者之资格，欢迎远道来临之先导者。”1922—1924年间中俄恢复国交以及由此引发中国社会广泛的承认苏俄运动，在社会舆论、社会改造和社会行动三个层面上的具体展开，对正处于国民革命前夜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为改造中国注入强大的历史之力。一、“中国问题”：改造中国与承认苏俄
承认苏俄、恢复邦交是在改造中国的“中国问题”语境中形成的。十月革命后，“俄之过激党徒，几遍全球者”。尽管北京政府采取“极端秘密慎重之方法”，防范过激主义的传播。但是，欧洲大战引发的思想动荡和五四运动的风雷激荡，使苏俄革命以其“动人心弦的魅力”，无法阻挡地“侵入这思想上交通断绝的中国来”。在这股强大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出于对民元以来“共和政治屡受暴力所摧残”之社会反动和对欧洲大战的思想反省，孙中山率先提出改造中国的“中国问题”。“革命成功已经八年，何以到今日还有‘改造中国’的名词？因当时已推翻满清的政府，其他关于建设上种种绝对没有着手，所以今日还不能不讨论改造中国的方法。”
（一）“中国问题”与“主义之争”
但是，在讨论改造中国的方法时，究竟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中国精英因各自立场不同，莫衷一是，颇显分歧。“问题”与“主义”之争，随之而起。1919年6月15日，《星期评论》发表《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的社论，正式提出改造中国的问题。社论认为，值此“布尔札维克”“阿拉奇士姆”“社会共产主义”等新制度新思想萌芽激荡之际，“不是要幻想乌托邦，去画那空中的楼阁”，而是要保持理性和清醒，脚踏实地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德谟克拉西”的国家。对《星期评论》提出要“脚踏实地”做建设工夫的主张，胡适极为赞同。7月20日，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社会主义多有批评。但是胡适的批评犯了“因噎废食的毛病”，因而激起李大钊的“一些感想”，有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意见“稍相差异”。8月17日，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与胡适展开讨论。此即“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关于社会主义争论的背后，折射出社会主义和苏俄革命对中国知识界思考改造中国问题时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反对空谈社会主义的胡适，还是提倡社会主义的李大钊，抑或是其他知识精英，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现实、最直接的主题”。正如1920年初游欧归来的梁启超所言：“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尽管意识到社会革命的发生已经不可避免，但是中国知识精英还是努力为改造中国寻找一个适宜恰当的方法路径——既能避免资本主义之弊害，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又能避免发生造成“一时大伤元气”的苏俄革命。就在中国知识精英处于苦闷绝望且左右徘徊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时，被梁启超鄙视为“顶时髦的社会主义，结果也不过抢面包吃”的苏俄，却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二）苏俄对华宣言与承认苏俄之提出
1920年3月2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收到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全权代表杨松3月2日从伊尔库茨克用法文发来的电报，转达苏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于1919年7月25日签署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又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提出“速开中俄和平会议”的主张。苏俄对华宣言传至中国的消息一经传播，即被中国报刊纷纷转载。根据《新青年》杂志社的统计，截至1920年4月底，已有包括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等40家团体和组织，又有《晨报》《申报》《益世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报刊杂志作出热切回应，希望北京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与苏俄“正式通好，以达世界大同，民族互助之远大意志”。就在中国社会沉浸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扬的平等待我的欣喜期盼之时，1920年9月27日，苏俄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加拉罕再次表示：“我们坚决遵守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宣言所声明的各项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缔结中俄友好协定。”苏俄两次发表对华宣言，提出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建立新的中俄邦交，“均为中国与任何外国邦交之历史中所未见”。因此，中国社会迅速掀起承认苏俄的舆论热潮，催促北京政府勿为过激主义所惑，应从改善国家间关系出发，恢复中俄邦交，解决中俄悬案，“断不至将这两件事混说在一起”。（三）苏俄模式与英国模式：中国之路在哪里？
在社会舆论的鼓动和对中俄关系的政治考量后，北京政府在给苏俄政府的答复函中表示，可以“循此次宣言书中指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恢复邦交、承认苏俄之倡议在官民互动声中由此生发，苏俄革命及其社会改造的经验，在中国社会的舆论传播中已经成为讨论改造中国时不可忽视的全新参考要素。
10月12日，因主张社会改造学说而“风动全世界”，被誉为“欧洲几个先觉”之一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受邀访问中国，抵达上海，并发表一系列改造中国的演说。在与中国知识界的交往中，总有人向罗素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能够发展中国的实业，同时又能免除资本主义的流毒”。尤其是被问及中国能不能学习苏俄革命经验，以彻底地改造中国时，罗素坦言，“这是一难题”。但是，罗素以其在苏俄考察的亲身体会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就改造中国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10月26日至27日，罗素在长沙发表题为《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罗素承认共产主义在追求人类平等的道德意义上讲，是一种“好学说”，是救济“已到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一副良药。但是，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发生在工商业发达的美国，而是爆发于经济落后的俄国，根本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演进的一般规律。“我恐马克斯复活，也不能解释这一点。”仅此一点就说明，苏俄革命具有相当的历史偶然性。结合内战对苏俄的巨大破坏性，罗素得出结论：在一个工业基础薄弱，教育文化贫乏且普遍文盲的国家里，既无内部资源又无外部援助，要想实现共产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罗素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听众：“共产主义在五十年内没有实行的希望。”
罗素主张中国应先发展实业、普及教育而不是立行共产主义的观点，再一次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在改造中国的社会议题讨论中，中国社会精英尤其是知识界的“中国问题”意识日渐浓厚并形成基本共识：布尔什维克改造俄国的社会实验，已经成为讨论改造中国问题时的重要政治参照。诚如张奚若对胡适所说：“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大事，如能成功，其影响何可限量。即不幸失败，亦是政治学社会上一大‘尝试’。”
在中俄双方的共同需求和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问题”日渐炽热的讨论中，中俄交涉遂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问题。“现在我国外交上之重要问题，急待解决而尚未着手进行……即对俄问题是也。”但是，出于对苏俄政权稳固及其对华政策诚实可靠的疑虑，中俄谈判始终未能成行。优林、裴克斯等人只能无功而返。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国政治混乱而无外交定计。时任外交总长颜惠庆坦言：“当时我国南北分裂，意见纷歧，对于中苏关系，毫无确定政策。虽苏联曾向我国不断接洽，但迄未能把握机会，作有利的安排。”
1922年6月22日，越飞作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代表前往中国，中俄恢复邦交谈判才得以正式启动。1923年9月2日，接替越飞的苏俄全权代表加拉罕抵达北京。10月2日，中国政府授命王正廷负责中俄交涉事宜。随后，中俄交涉在先后经历了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和加拉罕、外交总长顾维钧和加拉罕两个阶段的谈判后，于1924年5月31日，顾维钧和加拉罕在外交部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中东铁路协定暨各项附件》，“正式邦交，自本日始”。
二、作为社会舆论之承认苏俄
此次中俄恢复邦交谈判，虽以政府为主导，但是社会舆论之影响、军阀政客之斗争、南北政争之博弈，以及列强干预之态度，已然形成了一个多元力量、多种声音交互激荡的政治场域。“国民与国民之间，论调不同；军阀与军阀之间，所执各异。甚至当局与当局之间，意见参差，上下沸腾，朝野喧嚣，各怀党见，各存私利。”中俄交涉的时断时续和承认苏俄的分歧对立，既是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精英认知苏俄复杂心态的政治折射，又是知识精英思考改造中国以臻富强时的政治权衡，亦是关于苏俄对中国是“仇”是“友”激烈思想博弈的全过程展开。当时中国社会对承认苏俄与否，主要表现为三种主张和态度。主张承认苏俄者，认为苏俄是中国之友，不能不亲善。1923年9月23日，《时言报》发表《论中俄亲善之必要》的社论，就是这一主张的集中反映。社论认为，当今之世能肩负人类未来使命的唯有中国、俄国和美国。原因在于，想要成为强国，必须具备六个要素：“政府完善，是其一。兵器精良又其一。民众又其一。土广又其一。人类优秀又其一。物博又其一。”中国已经拥有成为强国的四个要素（民众、土广、人类优秀、物博），若能刷新政治、精良武备，当能成为与美俄比肩而立之第三大国。社论指出，自华盛顿会议后，中国亲美之说日盛，对俄则是仇友两端，游移不定。若不及早审视中俄关系，于中国未来实为大害，于大势衡之，“实不容或缓之一事也”。社论认为，居此险恶之世，中俄亲善，实属必然。一是中俄地理毗连，不得不亲善。中俄地理相接，壤地万里，“自东三省以及西藏，广延万余里”，两国边界形势类于美国和加拿大，但“其关系之复杂而重大，且有过之”。设若美国和加拿大因边界问题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即使以美国之强大，“其痛必为美人所不能忍受”。今日中国国力孱弱，若不能和俄国亲善，将陷国家命运于危险境地。因此，社论认为，中俄之间，只能亲善，不能交恶，“应先与俄定约，引为第一朋友”。二是俄之平等待我，不可不亲善。苏俄虽承帝俄之后，但自愿放弃帝俄对华的侵略政策和利权，实为诸列强中唯一能以平等待我之国。中国要想在列强环伺的丛林世界中实现独立与自由，就不能不借助苏俄的力量，这是中俄不可不亲善的原因。因此，社论认为，中国对俄外交立场，应“以独立精神，准据本国利害”，摆脱列强的影响和控制，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实现中俄亲善。“此自我观之，已见亲俄之为必要者也。”三是中俄互助图强，不能不亲善。苏俄革命，既是俄罗斯对帝俄的反动与革新，更是世界新变局的开端，即“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民族之战争”。当苏俄通过共产国际把目光投向东方民族并鼓动中国开展民族独立革命时，帝国主义列强却通过华盛顿会议企图在“利益均沾”的基础上实现“共管中国”。夹在新旧两大势力冲突之间，中国要想在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战争中图存自立，只有与支持弱小民族独立的苏俄站在一起，实现中俄亲善，方能免受战争摧残，维护国家独立。社论指出：“未来世界之大战，势必爆发于远东……中俄若各顾其是，则两国均不足以当此危机。反之，若紧相结合，则可抵御而有余。”反对承认苏俄者，认为苏俄是中国之仇，绝不能亲善。1923年10月28日，《大公报》发表《国人竟为加拉罕所欺》的社论，就是这一主张的具体体现。社论认为，中国国民对国际政治弱肉强食冷酷本质的认知理解，如同幼儿。但凡列强有稍假颜色之言语，国民立生非分妄想，以为可与之平等相视，挽回损失利权。现在，面对以共产主义自居、动辄以平等为口头禅的苏俄，国人的政治幼稚病又开始发作了，注定落得一场空。“今者国人复以侠客义士，期诸俄国，而认苏俄政府为真能脱除一切国际习套，完全放弃帝政主义，希望其双手拱还库伦，抛弃中东铁路。呜呼，国人有此非分之妄想，宜乎有今日意外之失望。”社论认为，中国各界对加拉罕表现出来的极大热情，溯其根底，源于对苏俄外交政策的盲目无知。自十月革命发生后，苏俄就饱受列强围困之苦和内战之害，几为国际社会所弃。为了改变这种极端不利的局面，苏俄迫切需要重建与国际社会的正常关系，以谋求政治上的国际承认和经济上的贸易往来。正是基于此种诉求，决定了苏俄外交的两个目的：“一欲取得国际承认，一欲订立通商条约。”为实现此种目的，苏俄采用了两种外交手腕。一是联结强国，影响弱国。“先从强国入手，多方联络，得其承认，然后天下弱小，从风而靡，此一道也。”二是利诱弱国，倒逼强国。“弱国易于接近，甘言厚利，诱其承认，渐以转移世界之心理，影响强国之政策，此又一道也。”苏俄连续发表对华宣言，声言放弃帝俄侵略中国之利权，就是企图通过利诱中国与之交好，以中国为杠杆，“增加声援，骄示世界”，影响列强对俄态度，改变其所处的恶劣国际环境。社论分析，加拉罕之所以在外蒙撤兵和中东铁路归还问题上闪烁其词，与中方交涉代表纠缠不清，不愿履行苏俄对华宣言中自动放弃帝俄侵略利权的声明，就是想以此作政治砝码，换取中国先行承认，掩饰其对外蒙和中东铁路的野心，“特在未经承认之先，不敢暴露”。一旦中国首先承认，苏俄又可在交涉中施压中国，逼迫中国在外蒙撤兵和中东铁路归还问题上作出让步，“而我国毫无可以挟制之方，此着一失，外交将永立于失败之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苏俄外交狡计，莫过于此！社论警告中国有识之士，勿为加拉罕言语所打动，决不可先行承认，丧失中俄交涉之主动，陷中国于不利境地。“俄国之狡计如是，而国中无识之徒，盲目号于众曰，承认俄国，承认俄国。呜呼，果若斯言，则愚民卖国，实开中国外交史上之新纪元矣。”秉持中间立场者，认为中俄既互为邻国，不得不亲善。与友俄、仇俄论者相比，《晨报》的观点反映了处理中俄交涉的理性务实。1924年2月16日，《晨报》发表《承认苏俄宜即实行》的社论。社论指出，中俄交涉，关系重大。主持外交者，一方面应以国家利益为重，“绝不可拾卖买式外交之余唾”，把承认苏俄与解决悬案两个问题，互为前提，混作一谈，以致枝节丛生，走入死胡同；另一方面又要摆脱“或则请示于日，或则求教于美”的外交旧习，取得外交之自主，谋取中俄关系之友善。社论呼吁，中国应该迅速无条件地承认苏俄。一是首先承认苏俄，符合国际通行之外交惯例。社论认为，苏维埃俄国成立至今已有七年时间，执政根基日益稳固牢靠，政权建设日臻完善，已经成为拥有广袤国土和丰富资源的俄罗斯唯一合法政府。无论视苏俄为洪水猛兽欲置其于死地，抑或尊崇苏俄为革命圣雄欲膜拜效仿，但凡与俄罗斯有经贸、人文、交通之正常往来，必先与苏俄政府发生正当合规之外交关系。作为列强的英国、意大利、挪威等国之所以弃仇怨而承认苏俄，即是出于此种现实理由。中国身处万国林立之世，又与俄国地理相接，自应以国际法为指导，履行承认苏俄之义务。二是首先承认苏俄，并非意味赞成共产党主张。社论认为，反对承认苏俄者，所虑之事就是苏俄共产主义侵入后会扰乱社会，滋生斗争，中国从此永无宁日。社论认为，此种忧虑，实在是杞人忧天。要想防范和禁绝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关键在于中国自身内部的革新，而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苏俄。如果中国能革新政治、发达经济、扶持教育，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生活安宁，自然不惧共产主义传播；如果中国依然如故，政客弄权，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弊病横生，即使穷尽办法，也无法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故此，社论批评反对承认苏俄者，若仅仅用意识形态权衡中俄两国关系，“实太儿戏也”。三是首先承认苏俄，有利于顺利解决中俄悬案。社论认为，中国与其因承认问题与苏俄发生龃龉，“致失良友之好感”，不如直截爽快，决然承认，得以主动，“使今后我国外交，得另开一新局面之为愈”。社论强调，苏俄对华宣言之平等待我精神，已为中俄两国有识之士熟悉和接受。现在如果中国在承认问题上再展示良好意愿与真诚，必将有助于中俄悬案的解决。“一切悬案，自可基此好意，迎刃解决，永远相提相挈，为世界保障平和，为人类增进幸福，受其利者，岂独两国已哉？”同时，社论提醒苏俄全权代表加拉罕，在中国舆论渐趋主张先承认苏俄的情况下，苏俄理应对中国关切的悬案问题作出积极回应，比如可以先行撤出在外蒙之驻兵，以取得中国谅解。“须知在今日军阀横行时代，吾侪造成无条件承认之空气，实非易事，俄苟不使吾侪先有发言之资料，则前途恐尚多荆棘也。”在整个中俄交涉时期乃至后来跌宕起伏的中俄交往过程中，上述三种声音激荡碰撞、不绝于耳，从不同维度构建了国人对中俄关系的认知图景。承认苏俄在社会舆论方面表现出来的多元声音和主张分歧，本质上反映了在“中国问题”语境中中国社会改造的道路选择问题，即苏俄的革命及其社会改造的经验在价值和路径上能不能成为中国的参考借鉴。在中俄交涉过程中，由中国共产党“开展承认苏俄运动”引发的论战，就是承认苏俄在社会改造问题上不同政见主张的激烈交锋。中俄交涉启动后，中共中央即发出第九号通告，号召全党“开展承认苏俄运动”，决定各区或地方委员会，“亟宜联合该地方一般团体向社会公开为承认苏俄的运动”。“开展承认苏俄运动”的理论根据，“可参看《向导》四十二期君宇所作的论文，以‘反帝国主义之国际的联合’为口号”。
1923年9月30日，高君宇发表《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一文，提出承认苏俄的鲜明观点——“承认苏联——中俄同盟——是中华民族脱离压迫的第一要件！”除高君宇外，其他中共党人如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以《向导》《前锋》《政治生活》为阵地，发表文章，讨论承认苏俄、中俄亲善之必要。高君宇认为，承认苏俄，对中国利害关系最大之处就是可以与俄国结成反帝同盟。这是因为，在华盛顿会议后，列强已经形成了“共管中国”的政治共识。中国要打破列强宰制中国的牢笼，唯有迅速承认苏俄，亲善苏俄，结盟苏俄，方有可能。“这同盟是包括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全世界五分之一的领土，而且是世界上最富天产的部分，其势力必成为列强很大的一个危险，是要使帝国主义的全世界震骇而战栗的。这更是何等有利于中国的事！”11月9日，高君宇又在《晨报副刊》发表《“赤色帝国主义”么？》一文，提出中国与俄国的关系应是“亲善”还是“交恶”的“仇友”问题。高君宇认为，中俄壤地相接，绵长万里，如若两国交恶，互为仇敌，则烽火相连，边境不宁；如若两国亲善，互为朋友，则万里边境，人民相亲，两国于商贸国交均有得益，于东亚和平有莫大贡献。退一步讲，以现实主义政治言之，即便如帝国主义列强所说的那样，苏俄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赤色帝国主义”（Red Imperialism），难道中国就要感情用事，“盲从着白党和英美说俄是侵略的”，与苏俄交恶为仇、视若敌国吗？正是基于对“中国自己的需要”和“苏俄对华的态度”的左右权衡，高君宇大声疾呼：“中国应排除一切疑念及阻碍，毅然与劳农俄国为第一朋友”。在中俄谈判进行之际，高君宇呼吁迅速承认苏俄并主张中俄亲善的文章甫一面世，即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众。其中，反对最激烈者就是曾经是中共旅莫支部候补党员，归国后却自称“列宁政府的反对者”和“无政府主义同情者”的抱朴（秦涤青或秦惠生）。1923年11月10日，自俄返国身在上海的抱朴，看到高君宇发表的《“赤色帝国主义”么？》后，立即撰写《忍不住了！——赤俄对于中东铁路的阴谋》一文，公开反对高君宇的主张。抱朴在文章中公开“指摘苏俄的帝国主义”，猛烈批评“苏俄也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希望高君宇“勿为红党所遮蔽，勿来胡话”。针对高君宇谈及的苏俄对华宣言公平正义问题，抱朴认为，这是苏俄玩弄的对华外交障眼法，“非出自本心”，是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作出的现实主义外交妥协。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主要局限在乌拉尔山以西的欧俄地区，对遥远的远东地区鞭长莫及。“当时布尔雪维克无暇来顾，所以落得说声好看话。他方又可使中国政府接受中东路，驱除敌党在中东路的活动。”抱朴批评高君宇替苏俄辩护的言辞，是在混淆舆论视听，误导国人，“只请他别向莫斯科磕头”。针对高君宇谈及的中东铁路归还问题，抱朴认为，布尔什维克虽然对外大唱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的政治口号，但是在根本立场上，“始终没有抛弃俄皇时代侵略政策”。他们在苏俄的报章宣传上和一般共产党人都常常宣称中东铁路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一大财物”，于发展工业有极大关系，更粗暴将哈尔滨划入俄国，以示其为俄国土地。抱朴讲述了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遇到的事情。当听说苏俄为了防止白党和日本控制中东铁路，准备出兵驱除之时，东方大学的中国同学竟然认为，由“无产阶级专政（？）的赤俄来管理，实比中国人办理更好！”面对此种甘为人驱的情况，抱朴愤怒地指责，“我真想不到，物质能转移人们的思想，到如此地步！”在抱朴等反对派看来，苏俄对华友好不过是一个阴谋诡计，亲善中国更是一剂抹了蜂蜜的毒药，中国切不可承认苏俄、堕入苏俄陷阱！为了揭穿苏俄真相，抱朴等反对派又连续在《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盛京时报》《学汇》《民钟》《春雷》《惊蛰》《自由人》《鸣不平》等报纸杂志，发表关于揭露苏俄内幕的长篇系列文章，阐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与现在各资本主义的国家没有十分大区别”，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试验已经彻底失败，苏俄根本不能成为中国社会改造可以效仿的榜样，对正在进行中的中俄恢复邦交活动展开猛烈攻击。四、作为社会行动之承认苏俄
对抱朴等反对派的批评，中共及其他主张承认苏俄者并未进行正面论战，“高君宇先生不愿答复，他口头告诉别人说，各人的观察点不同，尽可不必加以讨论”，而是直接将政治主张诉诸实际的社会行动，以期推动中俄恢复邦交。负责中俄交涉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对此有着最直观、最深刻的感受。在中俄交涉的两个重大关头，承认苏俄的舆论力量直接演化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让顾维钧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第一件事是加拉罕来北京谈判之时，挟势而来，气势逼人。“苏俄代表加拉罕到京以来，各界人士争先恐后以欢迎之，人民方面对于加氏之周旋，不可谓不至。”其中，北京大学欢迎加拉罕时高悬中俄两国国旗之热忱，尤其令与会的李大钊印象极其深刻。李大钊回忆说：“北京大学在开欢迎会时，做了俄国的新国旗，中、俄两国的国旗一起并排挂着。想来，悬挂俄国的新国旗恐怕在北京，不，在全中国还是头一次吧？是否头一次不甚记得，但我是第一次见到该国的国旗的。”负责交涉的顾维钧亦感受到加拉罕使华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中掀起的政治热浪。“他在北京同样受到了热烈欢迎，不过给予这种热情接待的不是政府而是民众。当时，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中心和堡垒而著称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多次为加拉罕先生举行欢迎会和宴会。因此他是在十分有利的氛围中，于1923年底出现在北京的。”第二件事是王加协议遭内阁否决之时，内外联动，各方声讨。1924年3月16日，内阁对王正廷与加拉罕草签的中俄协定相关条款提出异议，并于3月20日决定用顾维钧替代王正廷，全权负责中俄交涉。此举立即引发各方强烈反弹。身陷旋涡的王正廷发马电，公示交涉内幕，洗刷越权嫌疑。地方将领如吴佩孚、萧耀南、齐燮元等起而应和，连发电报，请政府速签中俄协定。国会议员祝震等因政府对于中俄交涉，既不提交国会同意，亦不声明撤销协定，又不批准签字，究竟怀抱何种方策，外界无从得知，遂依宪法第六十七条发出质问，限三日之内答复。北京团体如学生联合会、教育会等协议催促政府立即无条件承认苏俄，并拟召集国民大会，以国民公意实行监督政府。一时之间，政潮兴起，交涉又成乱局。“中俄交涉停顿以还，瞬将旬日，因少数疆吏迭电催迫，一部份议员借此鼓噪，学界青年复无知冲动，几有以外交问题而酿成政争潮之象。”取代王正廷的顾维钧此时深深感受到苏俄在中国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中的巨大影响。顾维钧回忆说：“苏俄使团的宣传机构在王博士的政治盟友们的协作下，也开始产生一定的宣传影响。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顾维钧对李大钊等人解释协议草案各点，并着重指出草案关于蒙古条款实际上是“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顾维钧认为，“这些所谓的大学和学生界的代表们有可能受了苏俄使团以及王博士手下人的劝说和鼓动”，极有可能沦为苏俄在华开展活动的政治工具。可见，中俄交涉虽属国交范畴，但在苏俄革命风起云涌、改造中国众说纷纭之际，承认苏俄与改造中国，并非如《民国日报》主编叶楚伧所说的“承认俄国新政府，与接受过激主义，是绝对的两件事，稍有理性的，断不将这两件事混说在一起的”那样简单，世界变局与中国变局的双重叠加，让膺负中俄交涉重任的顾维钧清醒认识到中俄恢复邦交对未来中国政治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他说：“我意识到当时的北京正处于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除了国内政局复杂和外国势力策划阴谋之外，现在又加上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还存在着一个试图执行莫斯科的一项重要政策的苏俄使团。所有这一切，在北京和中国北方，造成了格外混乱的局面。”身处中俄交涉旋涡中且被顾维钧视为北方学界领袖之一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亦一语道破承认苏俄与改造中国的内在关联，那就是“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铺了一条路”。余论
1924年5月31日，中俄两国代表（顾维钧与加拉罕）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中东铁路协定暨各项附件》等文件，“开中国外交史上之新纪元”。然而，中俄大纲协定的签署并不意味中俄关系如承认苏俄论者所期望的那样，日益精进，臻于亲善，反而互生嫌恶，起伏不定。其中关键，即在于社会主义。如《晨报》在《敬告苏俄与我当局》社论中的警告：“政府如真不欲中国有社会主义也，姑先自停止其宣传之办法，俄罗斯固不足为中国患也。”分析中国社会对中俄恢复邦交复杂心态背后的原因，还是要回到讨论“中国问题”的核心——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富强？无论各派人物的观点主张如何分歧，仍然遵循基本的思想共识——为改造中国提供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蓝本。正如何海鸣在《新中国》发表《今后中国应行之社会政策》所言，要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寻求一种适宜的良善社会政策，既能避免资本主义剥削之弊害，又能通过资本主义发达实业；既能防止社会主义过激之祸患如苏俄内战，又能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平等，且可缓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此敌对之冲突者也”。“兴业问题的里面所谓资本主义者，决不宜任其发生，且更当趋重世界之潮流，密纳社会主义一派之学说，励行社会政策，则亦庶几乎可矣。”在承认苏俄与改造中国之间，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理想主张，在思想、道德和人性方面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在权衡利害、讲究实力的现实政治面前，却不啻为一种典型的堂吉诃德式政治幻想。当1948年听闻雅尔塔秘密协定美苏出卖中国利益消息后，对苏俄曾抱有幻想的胡适承认自己的“新俄”梦想彻底破碎，苏俄已经变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感慨“这是世界最不幸的事，也是苏俄自身最不幸的事”的时候，1920年的毛泽东在聆听了罗素演说后就已经窥破了遮蔽在改造中国温情脉脉主张背后的政治诉求——彻底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纠葛算计中、在革命理想与政见主张的内在张力下、在激进与保守的路径选择上，二十世纪上半叶中俄关系的跌宕曲折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种种努力，自是碎影斑驳，一言难尽。但是无论如何，苏俄已经开始内化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政治参照。
作者简介：薛小荣，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注：本平台所转载文章，仅供学术交流使用，作者（版权所有人）如果不希望被转载，请联系后台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