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东北虎》：被围困与新突围

2022年1月，荣获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的电影《东北虎》登陆全国院线，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缓慢的叙事节奏与克制的镜像氛围等引发观众热议。影片围绕男人出轨、寻狗复仇、追讨欠款三个故事与鹤岗的地域景观相互编织，指向动物园被囚困的东北虎这个独特意象符号。继以往的几部影片之后，耿军再一次将目光投向家乡，对准鹤岗的深处和边缘，精心营构后工业社会背景下东北底层市民的生活图景，探讨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议题，带给观众更具新颖感观的东北地域空间和社会底层世俗形象，同时也实现了艺术电影的一次市场突围。

罗西里尼曾指出：“电影应当成为一种同其他手段相同的手段，它也可能比其他手段更为有用，用它来谱写历史，留下正在消失的社会痕迹。”^（1）耿军导演始终将镜头对准鹤岗这座东北小城的深处和边缘，精心营构后工业社会背景下底层与边缘人的生活图景。昔日的辉煌与今日的衰败形成复杂多意的现实场域。电影《东北虎》的主角从无业游民转换成城市市民，但是小人物的无奈与挣扎、迷茫与困顿的悲情基调显影其中，多重故事线索隐形指向被囚困的东北虎这一特殊意象，徐东、美玲、马千里的生存遭际形成貌似东北虎的凶狠、隐忍、苦闷三种面向。

徐东自认为自己是一只威风凛凛的东北猛虎，能够处理好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平衡，却在与生活一次次的交锋中败下阵来。在婚姻关系上，他一方面照顾即将临盆的妻子，为她买水果、滑雪橇，吟唱平凡的生活之歌；另一方面，游走于婚姻的禁区，讨好自己的情人小薇，为小薇摆平骚扰她的人。在家庭收入上，他既以“徐老师”身份在小学上课为主业，又能开铲车装煤获得额外收入。在寻狗事件中，带着独有的傲气闯入马千里的生活，在砖头与萝卜的混战中原谅了马千里，最终将狗皮烧掉，达成了与自我的和解。自认为能够摆平一切事宜的徐东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预想，陪伴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鹤岗继续生活。影片结尾处，徐东自述自己19岁的患病经历，亦如动物园中19岁的东北虎，被他人与现实所控制和束缚。不同的是，徐东怀着乐观的态度——挺过今天，迎接有意思的明天。如果说徐东是带有雄心壮志的“老虎”，那么马千里就是一只风光不再的“老虎”。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吐万里如虎。昔日的马千里风光无限，带着亲友一起包工程，挣大钱。如今的马千里不能要回属于自己的工程款，更无法偿还亲友的借款，走投无路。小人物的憋屈、苦闷心理与动物园里被囚禁的东北虎一样，企图反抗而又无法反抗。马丽饰演的美玲即将临盆，却发现丈夫出轨。她拖着大肚子寻找丈夫以前的情人，却没能“破案”。带着期待与顾忌敲开了老朋友的家门，却被斥责“太自私”。最终，在自己的生日晚餐中以死相逼，迫使丈夫找到黄头发的女人。她是一个坚毅、顽强的女性，保持情感的纯洁，捍卫神圣的婚姻，但是她“遇到了男人，不分四季，都是他的仆人”，成为一只隐忍的“老虎”。

《东北虎》剧照

苏姗·桑塔格指出：“谈论风格是谈论艺术作品的总体性的一种方式。正如一切有关总体性的话语一样，谈论风格，也必须有赖于隐喻。”^（2）除了将人物命运走向与生命状态与动物园囚禁在笼子里的东北虎联系起来，导演有意将食物符号与人物性格相互组合。频繁出现的食物意象与人物的身份关系密切，在另一向度达成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与考量。不论在煤炭工地还是寄宿学校，徐东喜欢吃瓜子、汽水、烤地瓜等零食，与不甘平凡、想入非非的性格统一起来。美玲的生活空间主要围绕家庭展开，桔子、榴莲等水果是她的最爱。水果与蛋糕这些甜食为美玲苦闷的生活带来一丝甜蜜，弥合家庭裂隙带来的伤痛。在破败的家庭空间中，马千里吃狗肉，吃带鱼，喝白酒，在烟与酒的生理麻痹中疗愈内心。他们都面临着各自的窘迫环境，在食物和烟酒消费中宣泄着对生活的不满，在冰天雪地里放歌，在仰望天空中突围。

在影片的人物谱系中，陷入债务危机与杀狗之仇的马千里、挣扎于婚姻与财富危机的徐东、试图挽救家庭的美玲、一年没有朋友拜访的有钱朋友都深深陷入生活与他人的围猎之中，犹如被囚困的东北虎。而傻子小二与诗人罗尔克无疑是带有隐喻意味的符号能指，带着朴素的生活情感对抗命运的不幸。“在福柯看来，疯子并没有失去人的本质或基本的人性。他恰恰构成人的基线、人的本真；变成真理、正义、直言和诚实的化身，构成一种对社会现实、伦理道德、科学文化的激烈否定和有力批判。”^（3）由于智力与语言的双重障碍，小二游走或被排斥于常态社会之外，更多保留了内心的单纯与真实，常人的理性、虚伪与功利主义也在他的身上不复存在。当马千里被亲友追债的时候，只有小二向马千里伸出援手，为他带来风筝、炸带鱼以及五百块钱。当怀孕的美玲拯救婚姻危机、寻找黄头发女人时，小二提醒她路滑，别走太快了。小二以原始性、初发性的生命经验提醒世人，街巷漫步如此，步量人生亦是如此。另外，与小二紧密联系的道具是风筝与梯子。这两种道具离天空最近，似乎在告诫每一个陷入生活牢笼中的生命个体，要“登得更高，看得更远”。以旁观者的眼睛看待生活，在琐碎的生活中抽离，进入超脱物外的境界。

一直以来，耿军都将目光投向自己的家乡——鹤岗，将家乡的变化与自我情感表达联系起来，地域空间的情绪氛围与人物状态融为一体。21世纪以来，随着煤矿停产和伐木产业的衰退，以鹤岗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区逐渐丧失经济活力，年轻人大量流失，昔日的煤山与工业烟囱被闲置。耿军的作品关注大时代转型时期边缘人群的情感起伏与心灵震动，于后工业时代的荒废景观中上演属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与命运纠葛，形成耿军电影特有的“荒废美学”风格，寄托着导演正在逝去的沉沉乡愁。

《东北虎》选取东北小城为故事发生与发展的载体，有意淡化地理空间坐标的标识性，叙事空间指向更为广阔的东北地域，试图探讨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议题。寒冬时节，城市道路、居民楼、乡间田野全都被积雪覆盖，渲染出单调、沉寂的空间氛围，具有浓郁的东北地域风格。同时，寒气逼人的冬日景观将人们束缚于此，在物理空间层面构成一种命运困境。影片远景镜头被“定格”的矿山、烟囱、居民楼以极为缓慢的节奏将城市气质凸显出来，暗含了一种暧昧的、隐喻的空间指涉。福柯指出：“有一些特权性的或神圣的或禁忌的场所，它们服务于那些处在与其所生活的社会和人类背景相关的危机状态中的个体，诸如青春期的男女、排经期的妇女、老人等等。”^（4）福柯认为，具有完美的社会形式的乌托邦是不真实的，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相较于乌托邦，异托邦是真实的，尽管形式各异，模式不同，但是在所有的文化和人类集团中都可以发现。在异托邦中，人类的生命、时间和历史在其中不断被腐蚀，自我得以充分展示。在本片中，徐东与美玲的婚姻面临解体，即将临盆的美玲找到丈夫徐东的多个情人展开调查，调查未果后以死相逼，终于见到了黄头发的女人——小薇。餐厅成为两个女人权力角逐的物理空间，小薇喝完一杯“酒”，这段不正统的感情关系宣告结束，美玲成为捍卫婚姻的赢家。值得深思的是，徐东站在两个女人之间拍下了合影，在粉红色的空间氛围中，满足了他“在MTV里，不出来，永远嬉戏，一直奔放下去”的关于南方和大海的想象，成为三人博弈的主角。两位胜利者加之即将出生的孩子依旧生活在这座失意的城市里，熬过今天，迎接有意思的明天。危机来临，危机解除，他们依旧是不折不扣的、难以享受到快乐的异托邦生存者，他们能做的仅仅是登得高一点，与自己和解，寻找内心的自我救赎。

《东北虎》剧照

影片聚焦东北小城的落寞图景，人物的挫败感与城市气质相互统一，激活观众的个人记忆。耿军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电影中的景观“不单单是景物和环境，也是人内心的写照，是情感抵达的一个位置”。^（5）徐东、美玲、马千里三位主角纠缠于家庭与财产的困境之中，犹如这座静止的城市，“寂寞伤感没意思”。美玲的生活空间大多局限于家庭空间，在离开家庭的时候也在为挽回岌岌可危的婚姻而奔走，她被困在家庭空间之中。徐东是本片叙事进程中最为活跃的人物形象，矿山、学校、公园、家庭、小酒馆、卖狗市场等空间形象都与他发生联系，他在空间之间的挪移将三条叙事线索联系起来，在看似碎片化的叙事网络中保持了联系。东北地区特殊的地域景观经由徐东这一“漫游者”的引导呈现在观众面前，异质的空间景观提供了一种刺激性、奇观化的视觉效果，引发观众进入情节结构内部，思考空间符号的所指内涵。徐东在各种空间与人物之间的穿梭暗合了徐东的独特身份和性格，原本自认为能够游刃于妻子与情人之间，但在他人与现实的围困中败下阵来，在追忆过往中回归生活正轨。正如曾经被呵护的狗，辗转狗场与家庭，最终被端上餐桌，狗皮也在熊熊大火中焚化，消失在天地之间。

马千里是电影中最为困顿、苦闷的人物形象。马千里与妻子离婚，没有孩子照顾，所有的钱投在了工程建设中，在欠钱者与讨债者之间博弈。在本片中，马千里的活动空间大多聚焦于家庭空间，院子里被闲置的搅拌机、房间里大桶的白酒、被装满烟蒂的烟灰缸、随时被击碎的窗户玻璃，都在复述马千里昔日的荣光与今天的憋屈和无奈。家庭表现为成员血缘的联结和情感的交流之所，是个体间凝聚力的体现。以蓝色、灰色等冷色调为主色调的家庭空间中，丝毫感觉不到任何温暖。在工程挣钱时，亲友对他连连夸赞，纷纷拿出积蓄，希望再次盈利。当生意失败时，亲人并不能与之分担债务，而是以一块块砖头向马千里攻击，被砸坏的窗户与被解构的亲友关系在一阵阵玻璃粉碎声中瓦解。反而是因为杀狗之仇而结下梁子的徐东在寒冷的冬季里给了马千里一丝温暖，将赔偿狗的金链子还给了马千里，终止了马千里自杀的想法。家庭的物理空间环境和家庭成员的关系空间构建了双重维度的空间，父母、子女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过程将家的意义放大，因此“家”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也是精神层面的建构。导演以马千里家庭物理空间与家庭关系空间的起伏变化，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世间的人情冷暖。

移情与间离是电影欣赏中审美体验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间离”一词源自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学派提出的“陌生化”概念，之后被布莱希特等戏剧家运用到史诗戏剧表演之中，实现话剧艺术的社会批判与道德教化的社会功用。电影艺术的间离效果实验肇始于“二战”后期的法国。20世纪90年代，一些中国电影导演们开始不断探索电影的间离效果，激发观众主体性，使其与影片进行互动。90年代中期走上电影之路的耿军，在其艺术探索中也有意把控移情与间离之间的平衡关系。耿军的电影作品将鹤岗独特的地域景观与深度冷静特质相互结合，有意突破视听语言叙事常规，在镜头组接、演员表演、影片节奏等方面达到视听观感的间离性与陌生化效果，从而实现导演个人意志的表达，引发观众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索。

首先，不同于节奏快、致力于营造视听奇观与观影沉浸感的商业化类型影片，耿军的电影作品风格节奏缓慢，降低剪辑率，在镜头的水平移动与缓慢推进中，将电影故事铺展开来，缓慢的电影节奏带给观众视听观感的陌生化间离效果。匈牙利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认为：“时间的处理决定了影片的基调、风格与方法。”^（6）影片在故事架构、镜头组接与演员表演三个方面精心布置，形成节奏缓慢、平淡质朴但却直击心灵的观影感受。从咬牙切齿的复仇到相逢一笑的和解，从逾越底线的出轨到没有道歉的原谅，看似激烈的戏剧性情节在本片中呈现出极度隐忍压抑的感觉，激烈的情绪爆发被一个个沉默的面孔淹没。他们为生活奔波，他们无可奈何，反映了工业式微的东北小城和底层人的空虚、悲凉。电影结尾处，飘荡在空中的红风筝为平淡、压抑的生活带来一丝暖意，带着对“有意思的明天”的期许和熬过“恼人的今天”的希望。在镜头语言处理方面，长镜头运用得颇多，禁止频繁跳接。在一个单一场景的叙述中，镜头剪辑率极低，增加了电影镜头的多义性，将生活的本来面目带给观众。美玲与徐东的对话并不是采用“谁说话镜头给谁”的常规“正打”和“反打”方式，而是以一个镜头拍摄美玲的独白，之后拍摄徐东，一对夫妻始终处于单一画面中，并没有形成两人共享画面空间的双人镜头，暗示了人物情感的不和谐。影片中的人物表演极为克制，对话语速缓慢，带来一种迟滞麻木的感觉，使观众能够仔细体悟台词的哲理。诗人罗尔克的“愤怒从愚蠢开始，以后悔而告终”，“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徐东的“你们文人是弱势群体”，马千里的“我打算把这些酒喝完离开这个复杂的世界”等台词交代了人物所遭遇的生存困境，揭示了生活的本质，流露出洞察人生的沉重感。哲理性的台词内容、缓慢的语速与人物身份之间对比，形成一种戏剧反差感，以滑稽的方式将观众逗笑，而后带来观影之余的反思。缓慢的电影节奏将人物的活力消耗殆尽，面对生活无奈的彷徨愈发沉重，加之近乎停滞的城市进程，指向生命被围困的窘境。

《东北虎》剧照

其次，在拍摄手法上，导演有意将镜头置于对话主体的关系轴线之上，人物面对镜头打破了电影银幕二维空间中生成的空间幻觉，将电影摄影机暴露出来，打破了电影故事的线性逻辑，让观众产生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当马千里的投资失败时，亲友纷纷到家里要钱，马千里打开手机免提，向亲友汇报自己的经济动向。导演有意将摄影机对准马千里，马千里对着镜头提问:“听了这些电话，你们的心情会好吗？”演员对镜独白，观众与影像之间的“第四堵墙”被击碎，观众不仅成为一个获得快感的观看者，而且与马千里的亲友同构，成为无法逃避的质询对象。在电影构图方面，突破以人物为主体的构图法则，以非常规构图，人物与建筑物形成强烈的光影对比，产生人物被吞噬、被围困的视觉效果。爱犬被杀与出轨风波将徐东卷入生活的漩涡。影片中重复出现徐东坐在居民楼之间的雪地上晒太阳的场景，广角镜头将楼房、楼房全貌囊括其中。在参差排列的楼房之间，徐东被置于画面右下角，建筑物成为构图主体，交代出主人公的愁闷心境。徐东骑着摩托车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矿场与学校之间、妻子与情人之间。在展现徐东驾驶摩托车的镜头段落中，导演往往以广角镜头进行拍摄，道路在画框中起到视觉引导作用，增强了画面的纵深感。徐东在矿场与小薇见面之后，骑摩托车回学校这一镜头中，巨大的矿山处于画面景深处，人物与景物的比例悬殊形成巨大反差，人物与画面景深处的矿山的距离拉大，象征着徐东永远得不到的自由，似乎在诉说东北小城无法复现的辉煌。另外，在电影构图方面，导演有意将窗框、门框介入叙事，人物主体被置于“画框中的画框”中，成为被封印、被围猎的对象，框住了人的风采与活力。

无论是对社会议题的探讨，还是对电影形式的探索，耿军以其关注底层人生活的创作姿态丰富了中国电影的样态与风格。在探索后工业背景下人物命运与情感冲突以及地域景观与人物塑造的融合方面，《东北虎》提供了新颖的方案和艺术经验。期待更多中国小成本电影导演更加重视地域空间、社会问题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拓展，从而在被围困中实现新的电影艺术突围。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化强国进程中中国影视高质量创新发展研究”（项目号：21ZDA079）子课题“中国电影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问题与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