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东部乡镇调研得知，当地的治安事件中，恶性事件占比10%。排在第一的，是由婚恋纠纷引起的恶性事件。由精神病人引起的恶性事件排在第二，由入室抢劫强奸杀人引起的恶性事件排在第三。其中，婚恋纠纷就占到恶性事件的80%。
“民转刑”和“刑转命”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两种情况。具体来说，“民转刑”是指因工作生活中的纠纷、矛盾、债务、婚恋、医患、邻里琐事等民事纠纷激化形成的刑事案件，起始以民事诉讼立案的，随着案件的发展，可能演变成刑事案件。这类案件通常是因为民事纠纷未能及时化解或化解方式不当，导致矛盾激化，最终演变成刑事犯罪。
而“刑转命”则是指刑事案件在特定情况下具有极强的报复性，转变为涉及人员死亡的刑事案件，即命案。这类案件的发生往往与民间私怨不断升级、怨气长期积累有关，从矛盾发生到出现刑事后果具有较长的期限，外界力量有足够的时间、力量去干预纠纷，化解矛盾。一旦发生，对当事人双方及其家庭的打击和破坏都是毁灭性的。
为了建立对恶性事件的预防机制，控制“民转刑、刑转命”的情况发生，当地推动政法综治、法院、公安、司法、妇联、民政等部门六线合一，搭建信息平台，设立婚姻矛盾专栏，将相关部门接入端口，以此构建纵横联动、上下互动、专群齐动的婚姻家庭纠纷“定分止争”新格局。这些部门会对案件进行综合研判，根据案件升级的风险为案件赋予蓝、黄、橙、红等标记，并定期对案情展开跟踪摸排和回访。春节前后，他们的摸排任务最大。必要时，其他部门会联系公安和司法部门开展联合行动，及时介入案情发展，最后上报县综治中心闭环办结。
在贵州了解到的这种串联案件分析、派送、发包等多个环节的多部门综合协同治理机制，是由政法委主抓、平安建设办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基层预防性治理创新。这一机制，实现了治安案件的全流程防控，让命案倒查和责任追究成为可能，使“打击犯罪，命案必破”真正转变为“命案可防，命案必防”，赋予了命案以可预防性。
据了解，该经验最先属于浙江嘉兴的地方经验。引入笔者调研的贵州东部某地后，2020年以来，当地全市共创建“平安家庭示范户”6万余户，家庭婚恋纠纷引发命案率下降17.64%。
上述现象，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分析角度。
第一个分析角度，是“大综治”的成本问题。
以六线合一为主轴的命案预防体系，其运转成本无疑是很高的。全市上千起治安案件，要一个一个进行排查，做风险评估，最后办结。在办结之前，案件一直会在信息库里，需要各部门保持关注，而信息库的案件还在处于不断增加的状态。
县一级政法委一般就3个人，1个政法委书记，另2人主要负责电脑上的公文事务和具体问题的处理。但是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的排查和调解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毕竟法律只是一种工具。通过赔偿和诉讼，往往只能解决为数不多的一些方面。参与排查和调解的人员，需要在法制的轨道上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套具体方案，而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将事件的前端、中端和后端都观照到位，特别是后端，因为它往往会成为新矛盾的源头、新循环的起点。
社会发展很快，必然意味着社会矛盾不少，维系社会稳定的成本难免会提升。在这种背景下，能做到恶性事件的持续减少，的确反映出我国地方社会的治安水平之高。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综治体系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的结果。
综治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属于一种工具性的剩余部门，主要负责信访维稳和矛盾纠纷的调解，经常面对尖锐的社会问题。而大综治体系的建立，反映出地方基层治理的制度弹性。预防和化解恶性事件的体系，是一种系统性全覆盖的体系，相关部门在其中几乎承担了解决社会纠纷的无限责任。
不论是家庭教育问题、贫困救助问题，还是心理干预问题，如今都被纳入政法委介入的职责范围内。问题少年的家庭回归问题，夫妻婚姻出轨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心态失衡、心理失控和精神失常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教育部门或者民政系统的工作，但如果朝着治安隐患的方向延伸开去，从预防的意义上讲，也可以纳入政法委的工作范畴。这也意味着治安事务越来越服务化。由此演化出来的一整套治安服务体系，最终指向的是社会矛盾的托底式解决。
第二个分析角度，是婚恋纠纷的暴力转化问题。
突出的恶性暴力行为，为何由婚姻引起？婚姻何以转化为暴力？
家庭转型，往往构成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社会中的家庭已然走向解体了，夫妻之间相互没有期待，恶性暴力行为也就消失了。但是，在家庭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不再有人说和家事，托底家庭矛盾调解的公共文化正在消退；另一方面，夫妻中总有一方在遭遇另一方出轨等问题时，会无法从惯性式的家庭伦理文化中抽离，产生巨大的个体情绪。而个体情绪的纾解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在以贵州地区为代表的一些农村社会，普通家庭缺少发展目标，家庭投入能力弱。大量的早婚、早孕、早离现象，带来为数不少的破碎家庭，小孩几乎全靠乡镇中小学兜底其成长。由于家庭发展目标不强，城镇化的内在动力较弱，教育观念也不强，他们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想法。一些农村青少年，上不了高中，初中就谈恋爱，甚至有的在宿舍里就怀孕了。在他们看来，一切无所谓，一切都好像没什么问题。他们对性很开放，对光棍有很高的容忍度。光棍可以找离了婚的女人，甚至社会上流传“娶妻不如租妻”的说法。父母尊重子女意愿，呈现量力而行、不走极端的低度责任意识。家庭关系在这些社会中本就相当松散。婚姻制度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上，似乎也快要走向解体。
而近年来兴起的自媒体，为他们带来了消费主义和浪漫主义想象。他们借助于网络媒体，从前现代直接进入了后现代。其后果，是社会的去道德化。在当地调研时，访谈对象对身边一些涉及婚姻和性的极端案例可以信手拈来，如果有旁人在场，他不会因不好意思而讲不下去，反而越发不避讳。农村的一些村民或许很淳朴，但在社会转型和道德失范的时期，或许可以比处在巨大生活压力之下的城市居民，表现得更加堕落、更加不要面子、更加不知羞耻。
一方面，家庭关系的松散和社会的去道德化，为婚恋纠纷提供了孕育的土壤和展演的舞台。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女性地位又总体较低，许多农村妇女将被家暴视为一种正常现象，而男性可能认为自己有权控制配偶，并通过暴力手段来维持这种控制。两方面因素叠加，造成当地男性杀出轨女、杀情夫的现象在婚恋纠纷引发的命案中占据相当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