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奋飞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双聘教授

充分利用和依托现有制度和程序资源

要实现高质效办理确非易事，需要检察机关特别重视。如在刑事审前程序中，辩护律师不仅享有调查取证权，还可以在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等环节中向检察机关提交辩护意见。从这个角度而言，检察机关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形塑良性互动的新型检辩关系，实际上是共赢的。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认真对待、充分听取和及时回应辩护意见，能够帮助自己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这是高质效办好每一个刑案的必要前提。又如，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对于经过两次退查仍然证据不足的案件，即使犯罪嫌疑人已经认罪认罚，检察机关也可对其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虽然，作为“一般公众的福利和福祉”，公共利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变动性，但却为检察机关因案施策实现“个别化的正义”提供了制度空间。为此，检察机关需要综合评估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认罪悔罪情况、被定罪的可能影响等因素，认真衡量是否有必要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检察机关在衡量后认为，起诉可能“损害的公共利益超过犯罪侵害的公共利益时”，就可以选择对其放弃追诉。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对40.2万人作出了不起诉处理，充分体现了作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维护公平正义、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不过，为防止公共利益衡量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消除社会对公诉裁量可能放纵犯罪的疑虑，检察机关不仅应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还应将改革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听证制度引入进来，要求对裁量不起诉案件举办听证会。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听证员、侦查人员、辩护律师等各方的参与和监督下，检察机关将更为审慎地进行利益衡量，从而提升司法决策的公正性和公信力，确保刑事案件的办理对社会整体更为有利。

有针对性地提升案件办理能力

不少刑事犯罪为法定犯，其面临的痛点和难点主要是法律适用问题，时常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识上引发争议。提升此类刑事案件的办理质效，需要检察官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司法能力，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正确区分单位行为和个人行为，善于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的违法行为。

当然，办案能力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检察机关和作为个体的检察官共同努力，甚至还需要通过落实“以审判为中心”来倒逼。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检察官专业素质能力建设，主要包括法学专业知识、法律专业技能和法律思维等。所谓办案能力，简单地讲，就是检察官在掌握法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思维和专业技能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在一些涉及高新技术的刑事案件中，如果公诉人意识到自身专业知识存在短板，“突击”学习又来不及，也可以（在开庭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第4款规定联络专家辅助人。因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设立，本来就是为了协助控辩双方尽可能地排除技术上的误区，从而使法庭聚焦于法律争议的解决。

此外，数字时代下刑事诉讼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关乎技术应用，更是对司法正义实现路径的新探索。如何借助数智技术提升高质效办案能力，也是摆在检察官面前的新课题。北京数字检察实践入选全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检察改革典型事例，说明检察机关已经认识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性。

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作为检察职业伦理的核心内容，客观公正义务要求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超越当事人立场，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标准采取行动，确保法律得到公正的执行，人权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尤其是要对证据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无论是对被追诉人有利或不利），“力求真实与正义”。2019年修订的检察官法明确要求检察官“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后，客观公正义务已不仅是检察官的道德义务，更是法定义务。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在刑事庭审实质化背景下，这一法律格言对检察官的出庭公诉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仅仅自己认为（或相信）被告人有罪是不够的，还要能够通过出示证据、与辩护律师理性交锋等方式，向法庭充分证明被告人是有罪的，力求助力法庭实现“外观上的正义”，从而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因此，对于出庭检察官而言，在负有监督职责的同时，还要高质效完成支持公诉任务，也就是阐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所依据的证据、法律，并对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质疑和辩论予以必要回应，以说服法院采纳起诉书指控的内容。

不过，出庭检察官是代表检察机关支持公诉的，反映的是检察机关的整体意志，必须在《起诉书》的范围内发表公诉意见，阐明《起诉书》指控的内容，一般不得发表与《起诉书》指控内容无关或者不一致的公诉意见。对于需要变更起诉的，也应当经法定程序，并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而不得以口头方式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