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最高法报告”）中，一个数据引起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曹阿民的关注——校园侵权案中学校担责案件占比较2023年下降5.3个百分点。

　　“责任清晰，才能让学校挺直腰杆教书育人。”曹阿民说，最高法报告中责任比例的变化释放了积极信号，但长效机制建设仍需加速。

　　这位委员去年在上海参与调研相当数量的校园安全事件后发现，较大比例的校园安全事件根源在家庭，如离异、监护缺失等问题，但事件一旦发生，舆论和司法压力往往集中指向学校，“这种错位可能会让教育者寒心”。

　　在曹阿民看来，如今最高法报告里提到的“孩子虽在校，家长也有责”，让司法导向逐渐清晰。

　　以法治思维划清家校责任边界

　　最高法报告提到小学生在学校下楼时摔倒的案例。

　　根据此前报道，小学生徐某跟随老师、同学一起放学下楼，行至楼梯间平台时不慎摔倒，牙齿磕碰受伤。老师随即联系家长并陪同送医，经诊断，徐某一颗门牙折断、唇挫伤擦伤。

　　徐某的监护人提起诉讼，要求学校承担责任。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认为，学校多次对学生进行校园安全教育宣传，已尽到教育职责；事发后也采取了通知家长、陪同就医、调查事发经过等措施，履行了必要的管理职责，遂判决驳回家长的诉讼请求。

　　事实上，民法典明确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小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负有更高注意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仍会依法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并根据情况发送司法建议，及时堵塞校园风险漏洞。

　　她举例说，某幼儿园因未及时清理积水导致幼儿滑倒骨折，法院判决学校承担侵权责任，促进学校进一步强化学生校园安全保障义务。

　　“但是，校园伤害事件不能仅因事故发生在校园即认定学校一定负有责任。”陈宜芳表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校方已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的，依法判定学校不担责，让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管理秩序形成统一。

　　“校园安全不是无限责任，亟须以法治思维划清家校责任边界，让学校从‘自证清白’的困境中解脱。”曹阿民认为。

　　解决“教师不敢管、家长不服管”

　　“老师批评学生后，若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甚至极端行为，舆论往往一边倒指责学校，校长可能因此‘丢饭碗’。”曹阿民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校园安全事件处理中，“权责模糊”让学校如履薄冰，有的学校为规避风险，取消高风险课程，甚至弱化正常管理，教育正在变得“束手束脚”。

　　曹阿民建议，明确学校“尽职免责”情形，细化责任清单，区分“教育管理责任”与“监护责任”。例如，教师依规批评学生、组织合规体育活动等行为，若已尽到安全义务，校方不担责；若事件因家庭矛盾引发，则由监护人承担主要责任。

　　陈宜芳告诉记者，近年来，“教师不敢管、家长不服管”的现象突出，导致未成年人在学校发生的不良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纠正和防治，“最终受害的还是未成年人”。

　　她介绍，人民法院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通过典型案例明确，合理惩戒不构成侵权。例如，一名学生多次破坏课堂纪律，教师要求其公开检讨并暂停课外活动，家长起诉后，法院支持了学校的处理，认为这是“必要的教育措施”，学校不承担责任，长久且深远地保障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对学校依规组织体育活动不施以苛责

　　“孩子在校意外伤害逐渐成为校长和老师最不愿看到的事情，也是最害怕遇到的事情。一些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和对学校的纠缠给办学造成困扰。”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教育界别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史家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洪伟的发言让不少教育工作者深有共鸣。

　　在他看来，最高法报告对“家校定责”的规定保护了学校依法治校办学的顺利开展，“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对学校落实国家教育大政方针的保护”。

　　今年1月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加快补齐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短板。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

　　“北京市出台的相关政策，从去年秋季学期开学把课间从10分钟增加到了15分钟，全国20多个省也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洪伟坦言，在工作推进过程中最担心的还是课间活动中孩子出现伤害事故，对学校工作产生影响。

　　陈宜芳表示，适度的体育锻炼能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近年来，部分学校开始出现“不敢放孩子玩耍，甚至课间也不让孩子出教室”的极端现象，也让很多家长感到担忧。

　　她介绍，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实践，对学校依规组织体育活动等不施以苛责，旨在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她举例，在一起小学生体育课上意外受伤的案件中，家长起诉学校。法院认定校方已尽必要教育管理责任和救助义务，判定学校不担责。

　　洪伟认为，“两高”报告中举了不少相关的事例，也是一种宣传和教育。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家长们的认知也会逐步提升，让校长和教师安心开展教育教学或者管理工作。

　　曹阿民期待，通过法治化、标准化路径，终结校园安全“和稀泥”式处理，让教育者不再“自缚手脚”，让家庭教育回归本位。在他看来，“只有家校各司其职，才能为青少年撑起真正的安全伞”。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