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日，原本是奥斯卡颁发的大好日子，原应该好好来聊一下奥斯卡。

不过，3.1日，美国的2月28日，在美国的白宫里，特朗普、万斯与泽连斯基当众吵了起来，一下子成为了全球最热的超级大新闻。

至于奥斯卡，就让它一边玩儿去吧。明天，再说。

咱今天，就来聊聊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吵架这件事。来扒一扒，

特朗普这到底是咋的了？

特朗普到底为什么要这么着？

特朗普到底想要怎么着？

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吵架的时候，还不忘diss他的前任拜登，连续责骂他的前任愚蠢、骗子，不干人事。

特朗普的意思是拜登支持泽连斯基，不问回报，不分青红皂白，就是纯粹的砸钱，这种事到了他这里，不会再干了。

问题来了：为什么拜登愿意不问是非地砸钱，而特朗普却不愿意？

答案是，拜登基于意识形态，他认为乌克兰与美国同属于民主世界的国家，是一条战线上的天然盟友，基于道义必须要进行无理由地支持。俄罗斯则是极端政权，是邪恶的，应该受到指责与打击。

拜登是一名政客，是政治家，有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所以他要为理念而战，为民主而战。

特朗普是一名商人，他没有意识形态的包袱，他的眼中只有利益，他的眼里只有让美国重新伟大（MAGA），为了美国的利益，一切都可以抛弃。

拜登：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民主故，两者皆可抛。

特朗普：生命诚可贵，民主价更高，若为美国故，两者皆可抛。

如何对待乌克兰，拜登与特朗普的分歧，就是如何对待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里，就要拆解一下西方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了。

西方的意识形态，其发展流变问题，颇值得玩味。

我们都知道，西方文明源自古希腊，后来在罗马得到发扬光大，再后来耶稣诞生，从犹太教分离并改造出了一个基督教。就像佛教是悉达多（释迦摩尼）从印度教里分离并改进创造出来一样。

耶稣之于西方，类似于秦始皇之于中国。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7年，秦始皇缔造的秦朝只存在了14年‌，但是秦始皇伟大的创举在于建立了中华文明的标准，那就是“六国废，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地同域、量同衡、币同”。

正是“六同”及“统一度量衡”，让华夏文明有了统一的标准，有了核心的认知。天南地北的人，可以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是只要写出来，就可以进行交流。不同地方的人，有了统一的度量衡，就可以进行贸易，就可以往来，货物可以流动，文化可以传递。一代又一代，从根子上将中国文化维系在了一起。

基督教也是一样，只要你信了教，就是兄弟姐妹，就可以享受圣恩，就可以得到庇护，就可以被很好地照顾。但是，如果你不是教徒，那么对不起，你就是异教徒，你不仅得不到任何照顾，还要享受非人的待遇。即便你是一个善良和蔼的好人，即便你是拥有巨大的财富可以帮到其他人，但是对不起，你必须得死。

对于西方文化，基督徒屠杀异教徒的故事，多如牛毛，其手段之残忍，行径之无理，罄竹难书。

不要说异教徒，即便是宗教异端，也会被极端处理。我们都熟悉的伽利略，其日心说有违宗教教义，就以宗教异端的名义被活活烧死。还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被以亵渎雅典神灵、破坏宗教信仰的名义被处死。这是对个人，对于阿里乌斯派、阿尔比派等宗教派别，也是以全部杀死的方式以进行整顿。西方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为了清除所谓的异端，基督教教友们相互厮杀，血流成河，清教徒甚至为了剿灭天主教徒还主动给奥斯曼帝国带路。

当然，对于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异教徒国家，西方世界先后发动了9次十字军东征，时间跨度达到200年，罗马教廷的目的就是建立世界教会，做全世界的秦始皇。

十字军是失败的，但是通过历次讨伐，历史影响还是很深刻的：对当时优越的穆斯林文明来说，东征及其造成的破坏打击了伊斯兰世界，动摇了穆斯林的信心；对欧洲来说，十字军东征则是一个起点，它推动着欧洲走向开放的现代世界。

东征不行，但是南征却很行，尤其是伊比利亚半岛上。

在中国的大唐时期，自唐太宗李世民上位时，中亚的阿拉伯政权开始崛起，大唐称其为大食，到唐玄宗时期，大食政权（阿拉伯帝国）已经发展壮大，一举成为中亚霸主。然后，开始四处扩展。

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拜占庭帝国时期，在阿拉伯帝国大军的侵袭之下，拜占庭军队也是连连吃败仗。阿拉伯帝国一举发展成为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超级大帝国。在欧洲，阿拉伯帝国占据的主要就是伊比利亚半岛，也就是现在的西班牙、葡萄牙那块。

当阿拉伯帝国垮掉后，利比里亚半岛那里却顽固地保留下了阿拉伯人统治的安达卢斯政权。自711年被阿拉伯军队征服后，该半岛被穆斯林政权统治了近7世纪，直至1492年西班牙完成收复失地。

前后700余年的时间，阿拉伯人对于伊比利亚的统治已经根深蒂固了，大量修建清真寺被建立。但是，当西班牙人重新掌权后，对于异教徒的穆斯林们，他们只有两个选择：A.改变信仰。B.滚出去。其实，选择只有一个，就是要想活，就必须改信基督，要不然就得死。

教内与教外，这种宗教标准的二元划分的判断方式，这就是早期基督文明对于基督之外的人的方式。这也是西方社会早期判断世界的二元划分的方式，以宗教出发。教内，一切都好说，教外则以极端手段对付。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判断标准也得到了改进，以新的方式进行新的划分。

这种划分，第一次得到全面改进，来自于文艺复兴，以及大航海的出现。

文艺复兴，相当于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对于西方文明建立了新的认知，统一了文化的标准，基督文明统一了欧洲，也促使了西方文明的狂飙突进。而且，文艺复兴带动了宗教改革，引发了启蒙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科学被建立起来，哲学系统也趋于完整，西方文明拥有了知识体系，有了完整的科学架构。因此，他们判断世界的标准变了，拥有这套知识体系的人，就是文明人，否则就是没有文化没有文明没有礼节的野蛮人。

尽管欧洲内部不同政权还会打来打去，但是内在的文化认知，已经趋同了。就像中国，不同朝代之间，不同侯国之间也会打来打去，但是对于思想文化的认知，则是统一的，都是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架构起来的儒家子弟。

同时，大航海的出现，让欧洲人真正开眼认识了世界，文艺的繁荣加上地理大发现，让欧洲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一举跨过了阿拉伯文明、儒家文明，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最繁荣的基督文明。这种现象，一直保持到了现如今。

欧洲文明的进步，体现在了它对待世界不同人群的判断标准变了，以前他们要面对的要么是教内的冲突，要么是欧洲边界上阿拉伯文明的冲击，因此判断标准是教内与教外，是教徒与异教徒。现在，他们面对的是非洲人、美洲人、印度人、中国人，所以判断标准变成了文明与野蛮。

欧洲人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已经全部变成了基督文明影响下的文明人，他们拥有现代科学体系，拥有基督文化熏陶下的知识体系，是现代的，是先进的。相对应的是，没有接受这套知识架构洗礼的其他地方的人，统统是处于蒙昧状态未开化的野蛮人。

对于野蛮人，就要派出传教士去开化他们，去劝化教谕他们，去驯服他们。在1949年建国以前，中华大地上还到处活动着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的任务就是努力将未开化的中国人，教化成基督子民，成为西方世界的一份子。当然，他们失败了。但是，在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地就成功了。在中国的传教士，就不只是传教，像郎世宁就传播了西方的绘画体系，汤若望传播了西方的历法，南怀仁传播了西方的天文学，这种影响是全面的，绝非简单的传教那么简单。

没有成功的地方，就另眼相待。至于非洲人，是野蛮人，那么只配做奴隶。至于美洲的印第安人，是野蛮人，只配被屠杀或者赶到沙漠戈壁里去。至于澳大利亚土著，野蛮人，只配被屠戮。至于中国人，是野蛮人，只配吸食鸦片。对于日本人，好乖哦，一下就改信基督/天主教了，他们就是文明世界的人了。

这就是西方人的标准。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也会觉得某某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某某是一个很和蔼的人，但在西方的标准下，我们认为的善良可能在他们看来就成了笑料。清末时期，李鸿章、曾纪泽等人在出访西方国家时，感受极其强烈，他们在国内是绝对的人上人，出类拔萃，但在西方人的眼里，他们却是滑稽可笑的小丑，是无可救药的腐儒。包括满清时期出国留学的学童，在留学期间也都有着强烈的被歧视感。

文明与野蛮，这种以文化标准出发的二元划分的判断方式，是欧洲文明在二战前相当一段时间里判定世界的标准。这个标准与之前判断内与教外、教徒与异教徒的标准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须要进行严酷的区别对待。

这种标准，甚至在对待法西斯极端政权的时候，都没有犹豫。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是典型的纳粹分子吧，他建立的政权是典型的法西斯政权。1929年，墨索里尼同梵蒂冈签署了一个条约，允许梵蒂冈自建一个“国中之国”，现在梵蒂冈的一切地位，都是墨索里尼的功劳。

看看当时的教会与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之间是如何肉麻地互相吹捧的。教皇庇护十一世称赞墨索里尼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人”。教廷的报纸《罗马观察》称，“意大利又归还给了上帝，而上帝也归还给了意大利。”直接对教皇个人宣誓效忠的耶稣会刊物《天主教文明》在1929年3月声称，法西斯主义体现了“基督教社会的复原”。

1932年，教皇庇护十一世表示，他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天主教极权主义”。天主教大肆鼓吹，墨索里尼和教皇庇护十一世是“现代意大利两个最伟大的人”。英国天主教的喉舌媒体《公告板》也向“勇敢的”和“有伟大意志的”墨索里尼表示赞赏，称他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个“知识的巨人”，打败了那些希望要一个“可以嘲笑教会的无神论国家”的意大利人。《时代》也欢呼这一协议的签署“的确是非常好的消息”，证明墨索里尼有着“卓越的胆识和伟大的政治才能”。

对于希特勒，教皇相对没那么肉麻，那是因为希特勒是反对教会的。但是，希特勒反对教会只是不希望有一个与自己的独裁并列的、另一个强大的独裁力量，因此，作为天主教徒的希特勒，反对的只是教会的特权形式，而非教会的本质，就好比“一山不容二虎”。

但是教皇对于希特勒是尊敬的，甚至梵蒂冈还专门与希特勒政权签署了宗教协议。协议上说教会同意不让牧师和宗教界人士参政；希特勒则同意给予全国的忏悔学校完全自由——这是天主教的一大胜利。教皇陛下对希特勒的代表弗兰茨-巴本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并说对德国政府有一位毫不妥协地反对共产主义和俄国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的首脑，他是多么的高兴。”

因为希特勒反共、反俄，梵蒂冈还将其视为盟友。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盟友。因为共党是唯物主义者，彻底反对宗教，而俄罗斯的东正教与梵蒂冈也是竞争关系，所以教宗认为希特勒是自己的朋友。

梵蒂冈对被承认为一个十足的伙伴感恩不尽，祈求上帝保佑第三帝国（注：指希特勒政权）。更实际的是，他令德国所有主教向国社党（注：指纳粹）政府表忠。新的誓词是以含义深刻的话结尾的：“在尽本人之神职时，在为德意志帝国的福利而静默时，本人将尽力避免危及帝国的行为。”（上述两段话引自《希特勒》，[美]约翰-托兰著，郭伟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1月第一版，第367页）

请注意托兰文章中引用的“静默”这个词汇。1939年后，梵蒂冈教皇换成了庇护十二世（1939~1958在位），纳粹大屠杀的行为大多都是在庇护十二世在位期间发生的。庇护十二世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采取的正是这个“静默”的行为。直到1998年3月，梵蒂冈才发表了一份文件，第一次正式承认，在二次大战期间，对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没有提供充分的保护是错误的，并表示道歉。但是，犹太教方面对此并不满意，认为教皇的道歉“泛泛而论”，令人失望。

一任教皇那样，是个别，连续两任教皇，对于法西斯的认知是一样的，这只能说是基督教会的共同认知。

提到了共产主义，这就涉及到了西方文明判断世界的第二次重大转变。那就是现如今的西方世界的标准，即意识形态标准：民主社会与非民主世界，二元对立。

当今的世界秩序，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

二战时，为了对抗法西斯政权，全世界人民尚能联合起来。但是，一旦世界大战结束，分歧马上再次展现出来。两大世界迅速对立起来，即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也即民主社会与非民主，或者是民主世界与极权世界。

民主社会，实际上依旧是基督文明下的社会。非民主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及部分亚非拉极权社会。对于亚非拉的极权社会，西方国家的对待方式也是很奇怪的，听话时就是盟友，不听话了就是敌人。像萨达姆政权，就是典型。早期的萨达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培养，美国支持萨达姆上台，其主要目的是用萨达姆来制约伊朗、遏制中东。1979年伊朗扣押美国66名人质，谈判无果，美国直接通过伊拉克之手攻打伊朗。“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眼看支持不住，正是美国将源源不断的军火和美元送到伊拉克，帮助萨达姆渡过难关。结果，后来“911”之后，美国将支持本拉登的萨达姆政权视为了敌人，除之而后快。

有用时，是盟友。无用时，是弃子。这就是西方民主视野下的划分法。阿基诺三世与小马科斯领导下的菲律宾是西方的盟友，杜特尔特治下的菲律宾就敬而远之。

这一切的标准，就是西方眼中的民主与否的标准。在他们看来，早期的萨达姆，是世俗的是民主的，晚年的萨达姆是极端的是毒菜的。同样，阿基诺三世与小马科斯是民主的，杜特尔特则是极权的。

这种微妙的认知，结果造就了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在好莱坞的早期电影里就有很好的展现，只要是涉及苏联、中国的影视，里面的人一律奇形怪状，一眼上去就不是正常的人。

后来，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文明的势力达到了巅峰。在1970年代末，中美建交的时候，美国甚至幻想着经过三四代人的努力，经过和平演变，中国也会被演变为西方民主世界的一份子，变成民主的社会，实现天下大同，民主走向完整，历史走向终结。《历史的终结》，就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西方人万万没有想到，苏联倒掉之后，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中国人居然没有按照他们设想的路线完成和平演变，而是闯出了一条自己独立发展的路径，开创了“中国奇迹”。

这一下子，让西方世界破防了。

对于民主社会与极权体制的判断标准再次被拎了出来，对中国加以区别对待。

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是民主社会的榜样，美国更是民主世界的明灯。而你们中国，既然不是民主世界的一部分，那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须要加以区别对待。

所以，从西方世界的标准来看中国，不管中国发展的有多好、有多快，他们就是觉得中国存在问题。人权上，必须存在问题。宗教信仰上，必须存在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上，必须存在问题。发展模式上，必须存在问题。经济竞争上，必须存在问题。总之，非我同类，你就必然存在问题。

就像新疆的棉花问题一样，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并不重要，而是西方认为肯定存在问题。因为他们的判断标准，就决定了一定要主题先行，先有观点，预设了你有问题，然后再去找证据。

这就是一整套的西方文明体系的话语权的问题，也是霸权的问题，因为在国际上把持了话语权。

对于接受了西方话语权的人来说，即便他是中国人，也会不自觉地跟着西方人的认知体系，认为中国也存在问题。

中国，当然存在很多问题。只是不同的立场，看出的点位不同，给出的解决方案也不一样。有的方案，是切实可行的，有得则是满怀了成见与偏见，方不对症。

这就是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就看你站在什么位置，站在什么立场上。

成见，或者说偏见，就是这产生的。

民主社会与非民主社会，重要的不是看内容是什么，不是是不是真民主，而是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看问题。

我们以前总是把这种成见与偏见，叫做“冷战思维”。所谓的冷战思维，就是资本主义就一定是对的，社会主义就一定是错的，资本主义一定要全面战胜共产主义，实现民主一致。当然，社会主义者也会认为共产主义必然会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天下大同。

这种思维方式，当然是错的。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依旧很顽固地持有这种观点。因为它隐蔽的认知方式，就是被转化成了民主认知。凡是民主的，就是一定是先进的，是值得提倡并推进的，相反只要是极权的，就必然是反动的，必然是腐朽的，必然要予以打击的。

俄乌战场上，美国与欧盟一再坚持支持乌克兰，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偏见与成见在发挥作用。

因为，在西方社会的认知里，俄罗斯一向是一个异端。在最早的宗教标准里，俄罗斯的东正教就是基督体系里的一个异端。等到后来俄罗斯在列宁、斯大林的打造下，更成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领导国家，是西方民主社会最大的对手。苏联解体后，西方社会接纳了从苏联分离出来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对乌克兰是欲迎还拒，当乌克兰倾向西方时就接纳它，当乌克兰倾向俄罗斯时就瓦解它。对于俄罗斯，由于普京大帝在西方人的眼里是极权人物，不被民主价值观所接纳，因此他领导下的俄罗斯也就被打入了另类，不属于民主世界的盟友。

因此，拜登、奥巴马等美国传统政客看来，俄乌战争发起，他们作为民主世界的领袖，自然要义无反顾地支持乌克兰，坚定地反对民主的敌人俄罗斯。

所以，特朗普认为拜登很傻很天真。

特朗普最大的特性，在于他不是传统政客，而是商人半路出家从了政。因此，特朗普看待世界的方式与传统政客完全不同，他没有思想包袱，没有按照民主与极端的两元划分方式来看待整个世界。

于是，一切都变了。

特朗普的判断方式是务实的，是民粹的，不再是意识形态出发，不再是冷战思维，而是一切以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

因此，特朗普择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退出世界人权组织。还声称要退出北约。早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就退出过上述组织之外的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10多个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

特朗普的政策，是不再做世界警察，不再为美国本土之外的其他人多花钱，而是要回到二战前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即“光荣孤立”。所谓的“美国优先”，就是这种孤立主义的表现。

这也是2月28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吵架的根源。泽连斯基希望的是美国能够一如既往地无条件支持乌克兰，因为大家都是民主世界的朋友，应该相互扶持。但特朗普首先是不认可那套理论，然后他很务实地指出要支持你乌克兰也行但是你得给我利益，要拿乌克兰的矿产资源来交换，支持不是没有条件的，而是相反，要有条件，要进行利益交换，而不是单向输入。

拜登的支持是基于意识形态出发，是传统的民主与极权的二元划分的结果，但是特朗普直接不理会这一套，彻底打败了西方世界的二元体系。于是，泽连斯基破防了，整个欧洲都破防了。

美国的退缩，也说明了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退缩，因为实力不允许了，特朗普也是发现美国没有那么多闲钱了，即便有也要用在国内。

换句话说，对于中国来说，近些年提出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也是在努力找一种新的标准，去替换掉西方的“民主二元论”，只是目前概括的还不够准确。毕竟，当初美国退出马歇尔计划的时候，也没有统一的民主标准。秦始皇也没有想到“书同文车同轨”居然能够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如此雄厚的统一标准。

其实，“一带一路”计划的推出，高铁的出口要严格采用中国标准，外国军队学习中国的要求是要喊中文口号，高奖学金吸纳众多非洲留学生，这些行为短时内看不出效果，时间长了，威力就会慢慢体现出来。像学习中国军队标准的乌干达，居然敢于向体积大自己N多倍的刚果（金）出手，并连连取胜，这就显示出了部分中国影响力的作用了。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也是多年后才显现作用的。首先，是先要有标准，然后才是缓慢的收割。

话说回来，在西方眼里的民主与极权的二元划分体系中，中国是天然带有原罪的国度，是他们眼中的异类，所以被各种挑刺，我们应该弄明白这背后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然后，才能不妄自菲薄，才能更好地做自己，才能更自信地做自己，然后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

美国的退步，恰好是中国大幅度进步的机会，就看我们如何去利用了。

最后，做一个小结。西方文明的发展，在判断其他族群的方式上，存在三大阶段，从最初的教众与异端，发展为文明与野蛮，再发展为民主与极权，从来都是二元划分的，对于他们体系之内的人，会被平等对待，对于体系之外的人，则另眼相看，从来就不平等的。这种方式，实际上非常有害，但一直被坚持。

相对来说，中华文明，也分化内与化外。化内，即教化之内，是中华文明的一份子。化内的人更容易被接纳，但是对于化外，顶多是不予理会，采取的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你若犯我我必犯你”的原则，整体上还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