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年过节，当人们庆贺“年年有余（鱼）”时，也许不会想到，从单一到丰富，从低产到高产，从昂贵到实惠，中国的渔业生产走过了一条多么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而中山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就在这条道路上砥砺前行了半个多世纪，从“林彼方法”到高活性新型鱼类催产剂，从石斑鱼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到编著《鱼类生理学》《鱼类生理学实验技术和方法》，他在鱼类苗种繁育生长、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造福了四方百姓。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的小道上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经常被林浩然引用的马克思名言，也正是他授人以“鱼”的科学生涯的写照。

20世纪30年代，林浩然出生于海南文昌。在有着“文昌福地”美誉的中国第二大海岛，他度过了短暂而美好的童年生活，也开始了与鱼类科学结缘的一生。

1938年底，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海南岛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形势岌岌可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免受日寇铁蹄践踏，林浩然的父亲决定带着家人转移到内陆。四岁的林浩然跟随父母辗转多地。“战乱期间，为躲避日机轰炸，我们藏身在防空洞里，即使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父亲都要让我们带上书去学习，告诫我们不要耽误功课。”林浩然回忆说，父亲的言传身教让他从小就知道了读书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

1950年9月，不满16岁的林浩然满怀读书报国的热情进入岭南大学生物系学习，翻开了人生中新的一页。两年后，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他随岭南大学生物系转入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生物系。

那时，中山大学生物系汇集了一批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如寄生虫学家陈心陶教授、昆虫学家蒲蛰龙教授、生理学家戴辛皆教授、组织胚胎学家陈伯康教授、鸟类学家周宇垣教授等。对于那段跟随老师打基础的校园时光，林浩然记忆犹新，“老师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座学术高峰，让我们仰慕和欣赏，也成为我们年轻一代追求向往的目标，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推动。”

大四时，林浩然选定了鱼类学课程，因此结识了获得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的廖翔华教授。廖翔华是我国著名的鱼类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鱼类寄生蠕虫种群生物学的奠基者，长期从事水产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在鱼病生物防治、家鱼人工繁殖和草鱼营养、饲料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廖翔华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导师，他从1953年回国以后，就开设鱼类学这个课，我就去选修，从那年开始就跟他结识，以致我后来也对鱼类学产生兴趣，后来就选了鱼类学作为主攻方向。”

回忆往事，林浩然对跟随恩师学习深造的经历尤为感慨，为完成廖翔华提出的“稻田养鲤”研究课题，他和另一位同学以当时学校园林科仅有的两块水稻田为实验场地，和工人一起用牛犁田耙田、施肥灌水、播种插秧，并买来鲤鱼苗放下田；每天上下午二人轮流到水田测量水温，检查稻田出水口有无逃鱼，观察水稻和鱼种生长状况，还做稻草人防止水鸟捕食鱼种，定时定量取样解剖记录鱼种的食性和食量等等。到学期结束时二人发现水稻产量正常，而投放的鲤鱼也长大了不少，凭着满满一本的数据，林浩然整理出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这项启蒙性的研究成果虽然还达不到在学术刊物发表的水平，却激发了我研究鱼类的兴趣，特别是学会了怎样动手去做实验，成为我此后数十年从事鱼类科学研究的起点。”林浩然说。

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鱼类养殖生产发展迅速，但当时面临苗种不足、饲料欠缺和病害流行这三大难题。为此，林浩然曾到淡水养殖较为发达的广东顺德考察，发现有的渔民有20多亩鱼塘，但产量很低，当地渔民开玩笑说，“养鱼靠月光”（表示养鱼饲料欠缺）。“另外，鱼的病害也很多，细菌性病让鱼烂腮、烂肠子，死亡率比较高。”但相对饲料欠缺和病害流行，林浩然认为，苗种不足是首要问题。

鱼类在天然环境中可以自行产卵，繁衍后代，但在养殖条件中，由于环境改变，包括我国著名的“四大家鱼”在内的许多鱼类，尽管性腺发育成熟，却由于脑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不足而不能产卵，需要人工催产才能获得苗种。

长期以来，鱼类催产都是使用外源的促性腺激素，即注射鲤鱼脑垂体的匀浆液或从孕妇尿中提取的人体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这两者的效果虽然好，但由于成本高、来源有限、活性不稳定、亲鱼易产生抗药性以及催产后亲鱼死亡率较高等原因，这两种办法都已不能满足生产需要。

“知而不行，非真知也。”理论与实践，二者从来缺一不可，作为我国早期从事科研工作的鱼类生理学家和鱼类养殖学家，林浩然深知这一点。“我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但研究目标一定要为生产实践服务。基础理论研究只有与生产应用有机结合，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怀揣这样的科学情怀，研发一种新的鱼类催产剂成为他当时的目标。

林浩然回忆道，20世纪70年代初，人工合成的哺乳类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它能刺激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刚刚问世，他就和中国科学院的同志一道在珠江三角洲渔场用它进行家鱼人工催产试验，取得初步成效后在生产中推广，用它作为鱼类催产剂。但多年的生产实践证明，它的催产效果不稳定，渔农只好把它和鲤鱼垂体匀浆液搭配使用。

虽然寻求新型鱼类催产剂以及取代鲤鱼脑垂体的目标仍未能实现，但林浩然没有因此放弃，他坚定地认为，如果能够研究鱼类本身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及其作用机理，就一定能够研制出适合鱼类的新型高活性催产剂。

直到1979年9月，事情有了转机。林浩然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初到国外，林浩然大开眼界，感觉国外的科研设备非常齐全、先进，学术气氛也很浓，遇到这样的条件，他既兴奋又感到责任艰巨，求学的日子没有一天虚度光阴，拼命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

在此期间，林浩然接受了加拿大鱼类学家R.E.彼得教授的邀请，到阿尔伯塔大学的实验室作学术交流。他与彼得教授合作，以金鱼为对象研究促性腺激素合成与分泌活动的神经内分泌调节机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们终于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发现下丘脑除了可分泌释放激素刺激脑垂体合成与分泌促性腺激素外，还会产生另一种抑制促性腺激素释放的物质多巴胺。新发现使他们找到了单独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对鱼类催产效果不好的原因，并得出了必须采用适量的多巴胺抑制剂以增强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作用，才能达到诱导鱼产卵的目的的结论。

多年以后再提起这段经历，林浩然仍然感到“幸运”。“这段时间里，我接触到了世界最先进的研究成果，这是我学术上的重大转折点。”但与此同时他也深知，这只是在小小金鱼身上取得的理论成果，如何将新的理论应用于我国各种养殖鱼类人工繁殖的生产实践，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研究。

1981年底，林浩然回国后面临没有经费、设备短缺、人力不足、试验场地有限等一系列困难。“但我还是满怀信心地想继续我在加拿大的研究工作，决心在金鱼取得的理论成果基础上，以我国四大家鱼为试验对象，研制新型的高活性鱼类催产剂。”林浩然说，“我从招收研究生和在实践中培养年轻的科研队伍入手，又通过激烈竞争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经费资助，在中大建立了实验室和试验场地。”

彼时，由于试验需要，林浩然和学生们需在下午时分为鱼类注射催产剂，六至八小时后，药物生效，鱼类开始交配产卵，此时往往已是后半夜。待天色渐明，师生们再收集受精卵回实验室，检验催产效果。

就这样，经过5年多夜以继日的大量试验，在研究人员、学生和渔场工人们的通力配合下，林浩然等人终于研制成功完全符合我国生产实际需要的高活性新型鱼类催产剂。该新型鱼类催产剂能发挥促性腺激素释放和多巴胺拮抗物的协同作用，可以十分有效地刺激亲鱼自身的脑垂体大量释放促性腺激素，因而对各种淡水养殖鱼类的催产效果都很好。这种新型鱼类催产剂不仅在国内是首创，在国际上亦是首创的，被誉为“鱼类人工催产的第三个里程碑”。

1987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诱导鱼类繁殖国际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一致赞同把利用多巴胺受体拮抗剂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诱导鱼类产卵的新技术，命名为“林彼方法”（Linpe Method）。

新技术很快在实践应用中得到了进一步验证。1991年，新型高活性鱼类催产剂在国内通过技术鉴定后，便展开生产与推广。由于它的成本低，来源不受限制，使用方便，催产效果稳定，亲鱼产卵后死亡率低，深受广大渔农欢迎和称赞，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催产剂，使得我国养殖鱼类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2011年，在广东省人才工作会议上，林浩然荣获首届“南粤创新奖”。会议在给他的颁奖词中印证了这份荣誉：“从1995-2005年，林浩然院士团队所研发的新型高活性鱼类催产剂在全国生产鱼苗15800亿尾，创造经济效益403亿元，2006—2008年创造经济效益207.8亿元。”

对于这个有广阔前景的产业，林浩然决定从源头抓起。2001年，他带领团队承担了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海洋“863计划”项目“石斑鱼生殖调控和人工繁育技术研究”课题。

在当今国人的餐桌上，石斑鱼已经是寻常海味，但仅仅在三十年以前，这种鱼类还是普通家庭难得一见的稀有品种，规模化养殖难以实现。“过去，石斑鱼的苗种依靠天然捕捞，数量有限，所以石斑鱼是很小的养殖品种，产量少，价格亦高。”林浩然说。

为了让更多人吃得上肉味鲜美的石斑鱼，林浩然带领团队对石斑鱼的生殖调控和人工繁育展开研究。

据林浩然的学生张海发说，他们最初开展石斑鱼人工繁育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一公难求”。培育石斑鱼繁殖用的亲本（“鱼爸爸鱼妈妈”）就很困难，石斑鱼小时候清一色都是“少女”，长大成熟后先做“鱼妈妈”，然后再考虑选择变性做“鱼爸爸”。没有雄鱼，自然影响正常的繁育。“我们通过对亲本驯养、强化培育，同时还开展了石斑鱼人工性转化技术的探索，最终成功获得能用于繁殖的石斑鱼繁育群体。”张海发说。

就这样，通过近10年的研究，林浩然团队阐明了石斑鱼生殖、生长的神经内分泌调控机理，创建了调控石斑鱼生殖活动、生长发育的理论技术体系；建立了石斑鱼人工繁育与健康养殖的系列支撑技术，完成了技术集成与整合；整合并建立了苗种培育各环节的技术规范，实现斜带石斑鱼苗种的规模化培育；建立了石斑鱼健康养殖技术体系，顺利完成了国家海洋“863”计划的课题，推动了我国石斑鱼繁育与养殖产业的快速发展。

“通过石斑鱼苗种规模化繁育实现石斑鱼苗种的规模化生产，苗种来源充足了，产量明显增长，价格亦随之降低。过去，石斑鱼每斤要二三百元，只有少数人吃得起，现在每斤不到一百元，可以‘游’到普通百姓的餐桌上了！”林浩然欣喜地说。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几十年的教学生涯让林浩然对这句话有着深刻的感悟，他常说：“对学生严要求便是对学生的爱护。”对于科学论文，林浩然更是提出了“三严”原则，即严肃对待、严密设计、严格要求。学生每次发表文章前，他都要严格把关，论文中的一些细小错误，都会被他一一勾画出来，对于文中的关键结论，他还会亲自去查看原始数据，一点都不含糊。他的学生常津津乐道他们的林老师每天都在翻阅大量的国外最新研究动态资料，检查数据准确性有着独特的方法。

《鱼类神经内分泌学》部分译稿。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的温海深教授是林浩然的学生，他说：“记得我的第一篇论文是投稿到水产学报，那篇论文林老师提出了很多的修改意见，改得特别细。如今我在学术论文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跟林老师的指导密切相关。”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原院长马广智是20世纪90年代初师承林浩然攻读博士学位的。据他回忆，当年最怕被林老师“请”去谈话，“根据经验，实验越不顺利，被谈话的机会越多……林先生谈话时很严肃，连珠炮式的提问让人难以招架。当然，每次谈话后我总是很受启发，研究中遇到的难题也迎刃而解。”

虽然在科研上严肃认真，但在生活上，林浩然却非常平易近人，对学生也是关爱有加。张勇是林浩然研究团队的一名研究骨干，1999年成为林浩然的研究生，他说：“林老师对所有人都是那么好，从知名学者教授到基地的普通工人、渔民，都能成为他的倾听对象，并能实实在在地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当选院士之后，林浩然也是一如既往地在实验室跟工作人员吃住在一起。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黄海研究员曾师从林浩然，主要做石斑鱼等海水鱼类的人工繁育和遗传育种研究。对他而言，林浩然是父母和长辈一样的存在。“因为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困难，我整个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费都是林老师交的，他却不计任何回报。”他说，“除了关心我的生活，我有什么工作需要，他都会尽最大能力去帮助。”

记得黄海刚调到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那一年，因为学校刚转型涉海，面临很多关于学科与团队建设的问题，他就请老师过来帮忙指导，当时的场景他仍记忆犹新，“那时候他的膝盖刚动过手术。八十几岁的老人二话不说就上了飞机，从广州赶来三亚，亲自指导我们学院的重点学科建设，探讨研究方向怎么确定等等。”

2009年11月28日，在林浩然从教55周年时，捐出了多年积蓄50万元在中大设立了“林浩然院士奖学基金”。该奖学基金旨在关心青年学者、年轻学子的成长，鼓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学者潜心科研。至今，林浩然院士个人累计捐赠150万元，基金规模近300万元。

退休后的林浩然，依旧坚持学习与工作，一如既往地在科学道路上砥砺前行，致力于提升农村的渔业水平。他曾说：“我觉得人的一生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话，也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授人以“鱼”，也是授人以渔，林浩然的科学生涯，正是对这一精神最好的实践，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鱼类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更是一份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永远激励着后来者继续探索向前。

（图片来源：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名家简介

林浩然，海南省文昌市人，鱼类生理学及鱼类养殖学专家，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5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中国鱼类生理学领域的“奠基人”，揭示了鱼类促性腺激素合成与分泌受神经内分泌双重调节的内分泌生理机理，其应用技术被国际鱼类学界命名为“林彼方法（Linpe Method）”，以该方法为基础创制了“高活性新型鱼类催产剂”，实现了完全可控的淡水鱼类人工繁殖，生产应用成效显著，从根本上解决了淡水鱼类养殖的苗种问题，被誉为“鱼类人工催产的第三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