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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Diplomacy

　　Ny.2021/ No.339

　　来源@《中州学刊》（CSSCI）2021年第9期

　　外交话语学研究

　　近几年来，“外交形象”成为学术界和传播界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话语权构建中的一个十分重大和紧迫的议题。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外交形象作为国家形象、政治形象和国际形象的一种特殊类型，错综复杂，涉及面广，涵盖形象学、传播学、外交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超学科问题。1972年，奥地利学者埃里克·詹奇（Erich Jantsch）提出“超学科”概念，旨在构建一种推动知识整合、解决现实问题的系统性理论研究方法。这一概念实际上也是为了“突破学科界限、整合知识资源”，“反对将科学与社会、知识与实践分裂，反对专业化、学科化导致的知识的碎片化而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形式与知识生产方式”。外交形象构建作为国际关系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是一门需要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进而形成学科超越的新兴前沿科学。

　　目前，学界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研究尤为关注，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传播学、国际关系学和语言学等相关领域，其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其一，要塑造良好的中国外交形象，既要注意内外有别、外外有别、主次有别，更要重视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维护和平、务实负责等具体形象的构建。其二，外交话语对外翻译事关中国国家形象构建，通过翻译可以塑造脚踏实地、积极有为、热爱和平、重视合作与发展、追求共赢等大国外交形象。其三，中国重视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注意官方往来与民间交流的有机结合，对外塑造了和平友好、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外交形象。然而，目前学界在外交形象研究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突出的问题，如一些术语表达内涵不一致，常采用“国家形象”“国际形象”“国家威望”来指代“外交形象”；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理论分析不够系统，有时重自塑外交形象构建而轻他塑外交形象构建，未能充分反映出外交形象构建规律的全貌。鉴于此，本文以外交形象的特殊属性为切入点，采用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视角，将重点解析“自塑”与“他塑”外交形象的交往式构建，全面考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的本质规律。

　　一、外交形象的特殊属性

　　外交形象构建的原则、模式、路径和策略主要是由外交形象的特殊属性和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因此需要从概念内涵、总体特征和主要类别等层面对外交形象做深入研究。

　　1、外交形象的界定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研究离不开对“形象”“国家形象”与“外交形象”的认识与界定。形象就是“人对目标之事、物或他者建构的认知与态度”，它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体评价和认定”。基于以上“形象”与“国家形象”的界定，本文认为外交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本国公众或他国公众对一国外交所给予的相对稳定的认知和评价。外交形象的内涵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外交形象实质上是一种心理认知，包含认知主体、客观源像、主客体认知关系三个构成要素。认知主体是指本国公众和他国公众，主要涉及群体认知的概念；客观源像是指形象的客观存在和真实原貌，主要包括一国的外交理念、外交政策、外交风格、外交行为及其实际效果等客观要素；主客体认知关系表现为认知主体对客观源像的总体印象、观感和评价。

　　第二，本国公众和他国公众对外交客观源像的认知是外交形象产生的重要来源。外交形象多半是在国内外公众对外交客观源像的认知中形成的，体现在三个环节：一是本国公众对外交源像的认知，称之为自塑外交形象；二是他国公众对外交源像的认知，即他塑外交形象；三是当自塑外交形象与他塑外交形象在国际场域相逢时，通过碰撞、交融，可在两种形象之间产生一定程度的视域融合和形象趋同，即形成形象间性（inter－imagery）。

　　2、外交形象的特征

　　一般来说，外交形象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性：

　　第一，具有政治敏感性。外交形象攸关一国对外政策的实施和国际话语权的塑造，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外交形象会成为“一国对外交往的旗帜，走向世界的通行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向周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些做法不仅塑造了敢于担当负责的外交形象，也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二，具有长期稳定性。国内外公众对一国外交源像的认知和评价一旦形成，就会形成思维定式，使得一国外交形象短期内难以改变。虽然在外交形象形成的三个环节中，任何一方的改变都会影响外交形象的构建，但受到刻板印象、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影响，某一认知主体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对一国外交的整体印象和综合评价。比如，中国已进入大国外交的新时代，正在倡导和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积极推行基于提升道义感召力的“观念政治”（Noopolitik），但某些外国公众对中国外交形象的认知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前的刻板印象上。又如，美国在二战后一直扮演着世界领袖的角色，特朗普执政以来虽然反复表示“美国不再充当世界警察”，但国外不少公众对美国的角色认知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第三，具有民族特色性。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其外交形象构建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国家意志和核心利益需求，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外交事务中，一国特有的政策理念、话语风格和行为方式是其外交形象最终形成的基本“素材”。中国外交形象是其传统文化和外交实践等各方面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传承的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天下大同、亲仁善邻、美美与共等外交传统文化，以及在当代外交实践中提出的“韬光养晦”“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正确义利观”等系列理念，为构建爱好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形象提供了丰富的“源像素材”。

　　3、外交形象的分类

　　外交形象是国际关系和对外传播中一个内涵丰富、复杂多元的核心概念，也是一国外交政策立场和外交行为方式的总体印象和观感。可按照不同认知维度与研究对象将外交形象类型做以下区分：

　　第一，按照认知主体分类，外交形象可分为“自塑外交形象”和“他塑外交形象”两大类别。作为本国认知主体塑造的外交形象称之为“自塑外交形象”，而他国认知主体塑造的外交形象则称为“他塑外交形象”。在国际关系中，本国和他国两大认知主体之间若能求同存异、积极沟通，则能超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实现视域融合和形象间性，建立国家间和谐包容的形象关系。这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按照性质分类，外交形象可分为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从形象塑造主体来看，国内公众往往会塑造本国正面的外交形象，而其外国竞争对手则倾向于塑造他国的负面外交形象。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过程中，正面形象塑造无法杜绝负面形象问题。要确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正面形象，应注意舆论引导，严防他国霸权外交操控下所发生的外交形象“异化”现象，即自塑正面形象的负面化。

　　第三，按照时间分类，外交形象可分为历史形象、现实形象和未来形象。外交形象并非对当今外交现状的简单映像，而是不同时期外交形象的复杂合成，并同时嵌入认知主体的刻板印象和未来想象。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某一认知主体一旦对一国外交形成刻板印象，思维定式就可能长期存在，有时甚至会以偏概全，成为未来外交形象的全部。正如布尔丁（K．Boulding）所言：“过去的形象会导致现在和未来的形象塑造”。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理论框架

　　系统分析外交形象的内涵、特征和分类，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学理支撑。大国外交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型外交形象构建。除采用跨学科视角研究外，还可以从宏观、微观两个维度全面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下简称中国外交)形象构建的理论框架：

　　第一，宏观维度分析。它是从主客体认知关系(自塑/他塑外交形象构建)、自塑外交形象的转换和传播、形象间性三方面搭建起外交形象生成的主干框架，揭示中国外交形象构建的发展脉络。先是从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客观源像的认知与评价出发，构建自塑/他塑中国外交形象；然后从外交形象转换(翻译)和传播两个维度研究自塑中国外交形象走出去问题；最后导入交往和主体间性理论，探讨自塑与他塑中国外交形象的互动效果，是否产生视域融合和形象间性。

　　第二，微观维度分析。具体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社会心理学中群体认知的概念引入外交形象构建当中，将认知主体分为中国认知主体和他国认知主体，分别探讨不同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客观源像的认知与评价；二是从外交理念和外交行为等方面入手，考察中国外交客观源像的本质特征；三是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解读外交形象转换(翻译)在自塑外交形象走出去过程中所发挥的媒介和桥梁作用；四是借鉴软性传播概念探讨自塑外交形象在传播过程中如何走出去；五是综合考虑直接形象间性和借助形象修复而产生的间接形象间性，揭示中国外交形象间性的生成机理和发展规律。

　　通过以上宏观构建与微观构建的有机结合，本文研制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的基本模式(见图1)。由图1可知，中国外交形象构建模式引入了“构建”“翻译”与“传播”三个变量。根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三维模式”，“构、译、传”三大环节之间相互联通、实时反馈，不断进行外交话语体系内的动态调整，形成话语构建、翻译及传播一体化发展的系统架构；同时，外交话语体系三维互动的目的是实现外交话语构建的“内外趋同”、外交话语翻译的“政治等效”以及外交话语传播的“受众共鸣”。以此类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塑造也是一个涵盖形象构建、翻译及传播，三位一体，相互融通的系统工程。中国特色外交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形象，其在“构、译、传”三个环节上的生成和塑造均需要使外国受众产生与国内受众对等兼容的认知效果，即实现“政治等效+形象趋同”（Political Equivalence + Image Convergence）。

　　客观源像是中国外交形象构建的基础，而自塑外交形象的转换和传播则是中国外交形象构建的重要路径。参照“政治等效+形象趋同”原则，自塑与他塑外交形象的视域融合形成“形象间性”，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思想，又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中国外交话语权和形象构建的重要目标。

　　图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模式图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路径与策略

　　要科学、全面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应该在上述理论框架指导下提出相应的构建路径、步骤、机制与策略。下面依次从主客体认知关系与自塑外交形象构建、自塑外交形象翻译、自塑外交形象传播、外交形象间性生成四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1、主客体认知关系与中国外交形象构建

　　外交形象既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政治属性，而是认识主体对外交客观源像评价的产物。外交形象首先是通过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评价，即自塑/他塑外交形象而构建起来的，主体通过这种构建来寻求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因而主客体认知关系在外交形象构建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主客体关系必然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国内外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中国外交客观源像，这是揭示中国外交形象生成发展规律的重要路径。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中国外交形象的认知主体。如前所述，中国外交形象的认知主体可分为“本国认知主体”和“他国认知主体”，本国认知主体构建自塑中国外交形象，而他国认知主体则构建他塑中国外交形象。本国认知主体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客观源像，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竭力把中国外交对外形塑为一个热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国外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形象的认知则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些国家对中国外交形象进行积极、正面他塑，给予较为客观的认知和评价，认为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到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形象。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偏见，罔顾事实，肆意抹黑、妖魔化、污名化中国外交形象，妄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并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殖民论”“债务陷阱论”等反华论调。

　　二是中国外交客观源像。源像指形象的“客观存在和本原状态，是未被评价和认知的原始存在”。形象是源像的映射，而源像是形象构建的物质基础。中国外交客观源像是指中国众多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客观存在和抽象概括。理想的中国外交形象构建，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为构建客观源像奠定强大的硬实力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倡议、努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展现了一个大国应有的外交风范。同时，中国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中国外交客观源像——“和合”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努力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外交价值观，展示了中国和平外交形象的强大基因。

　　2、中国外交形象转换(翻译)

　　自塑外交形象要想产生国际传播价值，必须主动“走出去”，在国际场域与他塑外交形象接触与交融，这是外交形象构建过程中容易被忽视、又必不可少的一环。外交形象走出去涉及形象转换（翻译）和传播两大部分。由于中西外交形象分属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和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外交形象要走出去还必须借助文本翻译这个媒介。从翻译学上来说，外交形象转换（翻译）不仅要准确传递出客观源像和自塑形象的政治内涵，还要符合目标国对外交形象的认知方式和接受习惯，竭力在两者之间实现“政治等效+形象趋同”。

　　译者作为形象转换者，要用国外认知主体看得懂、易接受的图像和符号准确传递出中国的外交形象。这也是推动中国自塑外交形象走出去，从而被他塑外交形象知晓和认同的关键一步。如在翻译外交新词“负责任大国”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大国”一词时，也涉及外交形象的重构和转换，这是因为中西方对“大国”的形象认知和情感联想截然不同。中国外交部在翻译“大国”时，没有套用西方传统的表达“major power（s）/great power（s）”，而是新造了英语词组“major country”来表达，树立了中国爱好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新型大国形象，颠覆和改写了西方外交词典中追求强权政治的大国形象。这种创造性译法不仅准确传递出中国外交形象的核心要义，而且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堪称“政治等效+形象趋同”翻译。

　　3、中国外交形象传播

　　自塑外交形象成功转换和翻译之后，还要通过国际传播才能真正走出去。因此，跨文化传播在自塑中国外交形象走出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为更多地赢得国际社会悄然无息的认同，自塑中国外交形象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可采用软性传播策略。软性传播是一种依托“动人的故事、丰富的联想、有效的事件”，并“以受众为导向，重视受众的心理认知”的有效传播方式。软性传播紧密贴近国外受众的审美需求，将宏大而抽象的中国外交形象具象化和故事化，使之在传播过程中被国外受众潜移默化地吸引和认同。

　　为了实现中国外交形象的软性传播，在传播内容方面应重点选取那些有故事情节、外交寓意深刻、生动而又具体的代表性人物形象和历史事件，以拉近与目标受众的距离，在目标受众心目中构建起中国外交形象的“拼图”。在传播渠道方面，可采用“借船出海”“造船出海”等传播方式，通过国外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发布涉华外交形象图文和短视频。如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和外交官通过国外认知主体常用的推特、脸书、What-sApp等社交软件，以外国受众易于接受的图文或短视频发布中国抗疫信息和形象片，赢得国外认知主体对中国科学抗疫、团结抗疫形象的高度认可。另外，还可以“开展新媒体直播，浸入式传播增强受众现场感。推出短视频产品，利用碎片化传播的特点高效率传递信息”等等21。如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与快手短视频平台合作传播中国抗疫信息并推出新媒体直播节目，由新闻记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传播中国抗疫外交形象，展示了中国高效、科学和负责任的抗疫形象。

　　4、中国外交形象间性的生成机制

　　“形象间性”是指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之间通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交互主体关系，形成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相互依存这样一种新的交往模式，并在关联重组中达成形象认同、中介和共识，也可称之为“互象性”。形象间性论打破了单相式的形象存在方式，与管文虎的形象生成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管文虎指出：“形象产生于‘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之中，是不断协商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结果，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参照、对比过程中生成的”22。因此，形象间性是自塑中国外交形象和他塑中国外交形象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推动中国外交形象全面生成的关键环节。

　　然而，在外交实践中，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外交理念等因素的影响，形象间性的生成并非一帆风顺。按照其实际生成模式，可分为直接形象间性和间接形象间性两种类型。当中国和他国的外交理念、国家利益相近或趋同，且两国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客观源像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认知和评价时，自塑与他塑外交形象的交汇容易产生形象间性，即直接形象间性。如中巴作为世界上少有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和传统友好邻国，两国在国家利益、外交政策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巴方高度认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中巴经济走廊”合作项目。巴基斯坦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客观源像的评价与中国自塑外交形象较为趋同，容易产生直接形象间性。当中国和他国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外交理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时，两国的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形象的评价就会产生较大的理解鸿沟和认知偏差，导致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的间性延迟生成，这就需要形象构建者进行必要的形象修复，最终实现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之间的视域融合，从而产生间接形象间性。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了中美关系解冻和关系正常化，结束中美两国20多年的敌对状态。而在此之前，中美两国曾长期相互视为最大的敌人。20年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主动对美国释放积极友好信号，及时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推动“小球转动了大球”。中美关系解冻时期，中国主动修复和调整极“左”、激进的“输出世界革命”外交形象，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与美方积极互动，形成了中美外交的间接形象间性，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民众心目树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

　　为推动中国外交形象间性的正向生成，促进自塑中国外交形象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播，可采取以下几种形象“修复”策略：

　　第一，加强污名治理，推行去污化策略。特朗普执政以来对华外交形象采取了妖魔化、污名化手段，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断炮制“中国赔偿论” “国病毒论”，肆意抹杀中国引领全球抗疫的贡献，严重破坏中国国际声誉和对外形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之际，中国自塑抗疫外交形象与美塑中国抗疫外交形象两者相差甚远。必须在国际场合和多边平台坚决抵制和严厉打击美国政客对中国外交形象的无端指责和污名化，及时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真相，主动揭露美国的虚假报道、信息欺诈和谎言外交。同时，采取必要的形象修复策略来减少美国民众对中国外交源像的负面认知和歪曲评价，直至产生形象间性。

　　第二，实施柔性传播。所谓“柔性传播策略”就是“展现温软之姿”23，努力营造中美合作的良好氛围，降低中美之间的敌意，从根本上改变美国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源像的负面评价。如在美国两党对华立场不断恶化和拜登新政府对华政策逐渐明晰之际，中国资深外交官傅莹于2020年11月24日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一文，向拜登政府发出积极信号，希望重新激活中美关系24。这种柔性传播就是以自塑外交形象为基，以他塑外交形象为辅，提倡包容、和谐的外交形象塑造，在认知主体的相互作用下预防和消除两国之间战略误判和重大冲突，进而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外交源像的误读和扭曲。

　　第三，减少负面形象传播。根据美国学者曼海姆(Manheim)的国家形象转变模式，一国要提升本国的形象，首先应降低本国负面形象在他国的传播25。以此类推，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外交源像的歪曲和刻板印象，应尽量减少中国负面外交形象在美国的传播，并逐渐恢复自塑中国外交形象在美国的存在和传播，进而在中美形象认知之间产生视域融合和形象间性，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

　　四、结语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将受到国内外认知主体、外交客观源像、自塑外交形象的转换和传播、形象间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的跨学科、多维度研究发现，国内外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源像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国内认知主体认为中国外交展现出一个热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形象；而国外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形象的认知呈现出正面或负面两极分化的态势，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恶意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给中国外交形象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和国际话语权建设，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其一，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和形象体系建设，不断增强中国外交话语和外交形象的国际影响力、公信力、引导力和感召力。其二，大力推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体系的“构、译、传”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外交形象学”学科建设及其人才培养进程，向世界传播好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形象。其三，有效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体系建设的“三维模式”，将“政治等效+形象趋同”列为外交形象对外塑造的一个重要原则，同时还应建立与形象子系统相适应的外交形象分众化构建、分众化翻译和分众化传播机制26。其四，夯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客观源像，推动中国自塑外交形象的多语种、融媒体和多模态传播，注重自塑中国外交形象对他塑中国外交形象的融合和引导，彻底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偏见。（作者：杨明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院长，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会峰，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海南大学讲师，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感谢罗迪江教授对此论文撰写的帮助和贡献；注释略；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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