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时间：2021年9月3日—2021年9月7日。

调查方式：通过互联网和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网络问卷进行调查。

样本构成：此次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1220份，问卷有效率81.07%。其中，男性受访者占49.24%，女性受访者占50.76%。受访者年龄分布为，20岁及以下占2.20%，21-30岁占28.20%，31-40岁占48.69%，41-50岁占16.64%，51岁及以上占4.26%。受访者学历分布为，初中及以下占2.89%，高中/职高/技校/中专占13.48%，大专占30.12%，本科占37.14%，硕博研究生占16.37%。此次调查中科技工作者占48.42%，其中从事专业为农学类占16.76%，理工类占34.38%，医学类占19.03%，人文社科类占29.83%。 

主要发现:

·公众对社交通讯、网上购物所涉及的技术工具使用愈加频繁。

·公众最满意的技术应用为：搜索引擎、在线服务网站；政府、银行业务机器办理；教学模拟、医疗新技术。

·超八成公众可以接受以“预防犯罪”“应急管理”“网络舆情管理”为目的的政府主导的数据采集行为。

·基因编辑与面部识别是公众情感态度较为消极、公众判定风险为难以控制的两项技术。

·65.7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经常担忧科技伦理难以治理的问题。

·公众认为技术应用的社会基础应当包括五项内容：划定技术权力越界的纠错制度、利益与风险的完整评估、完备的法律法规、包容审慎的监管主体、公众知情同意。

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生物医学、太空技术等领域的创新与应用呈现了跨越式发展的良好势头，科技创新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也成为了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关键动能。随着我国前沿科技迅猛发展，很多科研领域进入“无人区”，诸如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生殖技术等引发的伦理争议和安全风险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科技伦理治理也逐渐进入决策层视野，成为推进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完善制度规范，健全治理机制，强化伦理监管，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规则，规范各类科学研究活动”。这明确了伦理道德在科技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为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指明了方向。2021年7月28日，中国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国家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原则与要求，对推动科技向善、保障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引导作用。

当前公众认为技术应用是否有边界，公众对哪些前沿科技的应用抱有顾虑，对新发展阶段加强科技伦理和科技安全又有哪些期待？人民智库在长期关注公众科学观、公众对前沿科技的认知与态度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开展了调查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

公众对各类技术应用的满意度均值有所提高，其中公众对政府、银行等业务办理相关的数字化服务满意度显著提升

从2019年到2021年，从技术和数据维度对疫情期间的预警、防控、追踪，到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维度传达政策指令、辟谣，再到工作和生活维度在线办公、教育、购物、社交、娱乐等方面，各类技术的应用升级无疑对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调查结果显示，社交通讯、网上购物成为公众使用愈加频繁的技术工具。61.62%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里对线上语音、视频等社交通讯技术的使用更频繁，57.77%的受访者表示更频繁地使用医药电商、餐饮外卖等网上购物平台，这反映出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公众社交方式与消费习惯的转变。

随着技术应用愈发成熟，网络延迟、系统卡顿、操作设计欠缺人性化等问题逐渐得到解决，相较两年前，公众对各类技术应用的满意度均值提高了0.36分（满分5分）。根据2019年3月的调查结果[1]，公众当时满意度较高的技术应用排前三位分别为搜索引擎、在线服务网站，社交产品、娱乐游戏，教学模拟、医疗新技术，而在此次调查中，搜索引擎、在线服务网站，政府、银行业务机器办理，教学模拟、医疗新技术分列前三。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政府、银行等业务办理满意度显著提升，由此可见疫情防控期间政府和银行等部门机构的数字化技术支撑成效明显，便捷化和人性化等方面均受到公众好评，更有相关技术领域已经开始拓展到“适老性”“个性化推荐”等更具体验性的发展方向。当前，数字化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服务能力的“试金石”，“非接触式服务”渠道和场景持续优化，也加速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超八成公众可以接受以预防犯罪、应急管理、网络舆情管理为目的的政府数据采集行为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对数据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提出了新要求。结合过去一年应用技术的经历和感受，八成左右受访者表示自己对技术应用的接受度提高了，对技术能实现的功能期待也更多了，今后会更频繁地应用技术，同时，自己评价技术的标准也随之提高。身处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汇总出每个个体的“画像”，年龄、行为、喜好情况可以通过数据被清晰汇总出来，不断加剧数据滥用的风险。创立适合新技术、面向智能新时代的新科技伦理思想与技术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关于公众对数据采集主体的信任度已有相关研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孟涓涓教授提出，中国公众对政府监管有较高的信任度，甚至如果企业试图有效消除人们对隐私保护的顾虑，需要拥有“跟政府相关的企业特性”，如企业和政府部门有一定的合作能够增加公众对数据安全的信心。根据基于国际市场的调查数据，消费者最信任的数据采集主体为银行、政府机构等。而在此次调查中，我们试图具象化以政府为主体的数据采集场景，探究公众对实现不同目标的技术应用有无接受度上的显著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均有超八成公众对以预防犯罪、应急管理、网络舆情管理为目的的技术衍生的数据收集接受度较高。81.52%的受访者可以接受泛在的人脸识别智能监控“天网”工程；80.42%的受访者可以接受网络实名制、常态化舆情监测；80.14%的受访者可以接受共享个人信息数据用于赈灾预防、紧急救援等民政工作；80.00%的受访者可以接受个人数据应用于纪律审查、治理逃税漏税等方面。与此同时，公众对常态化数据留痕和社会征信体系建设相关数据采集行为接受度较低。由此可见，在同一数据采集主体（政府）的行为中，公众对于采集数据的目的认识影响其对主体行为的接受度，具体来说，中国公众对于政府实施的、常态化的、较为广泛的数据采集行为仍持保留态度。

基因编辑与面部识别是公众情感态度较为消极、公众判定风险难以控制的两项技术，当前一定程度上出现的技术狂热和技术恐惧倾向值得警惕

从公众对各类技术的情绪态度中发现，令公众感到消极悲观的技术排位前两项为基因编辑技术与面部识别技术，而在公众对各类技术风险的评价中，这两项也是排在前两项。结合个体访谈我们发现，认知上判断为“不可控”或为公众对该项技术持有消极悲观态度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公众对医药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情感评价相较两年前下降[2]，这一时间上纵向比较呈现出的差异值得进一步审视。在上述技术应用的范畴内，应更注重对技术应用的有序治理，这是推动相关技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即，技术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以人为本，如何提升公众对技术的安全感应作为技术应用效度评价的标准之一。

在技术创新加速迭代、技术应用市场不断开拓的背后，应警惕公众已经出现的技术狂热和技术恐惧倾向。调查中我们发现近八成受访者表示自己对电子设备越来越依赖（79.03%），66.21%的受访者时常会担心科技滥用、科技作恶，65.7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经常担忧难以治理的科技伦理问题，63.87%的受访者反感或害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客服，62.34%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不愿大量使用虚拟现实技术。

在技术观方面，调查结果揭示出一些亟需引起各方重视的群体认知现象。39.45%的受访者认为应当完全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由技术专家来掌握政治权力。30.62%的受访者认为现代科技成果就应当被使用以提高整个社会运行的效率，但由此技术应用边界感的重要性将逐渐降低。77.51%的受访者认同只有通过不断地发展和研究，才能降低科技伦理和科技安全出现问题的可能性，然而这一主张实质在部分程度上否定了科技的伦理禁区存在的必要性。

新发展阶段要实现科技的高质量发展，一要强化伦理道德对科技的约束力度，二要完善科技相关的政策法规

当前，科学技术的迭代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时代特征之一。与前三次科技革命改变的是人类使用的工具、能源以及人类与世界的连接方式不同，以智能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势必会引发社会发展模式和产业形态的转变，进而给人类社会秩序、法律制度与伦理规范等带来新的挑战。尤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对生命科学、认知科学、哲学乃至于一切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的问题。而对于如何解答这一时代之问，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所形成的理论、方法很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了。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提出“科林格里奇困境”在当今时代仍值得深思，“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然而，当不希望的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却往往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至于对它的控制十分困难。这就是控制的困境。当变化容易时，对它的需要不能被预测；当变化的需要变得明显时，变化却变得昂贵、困难和耗时间”。“科林格里奇困境”难以解决的原因，即“如果在技术形成的早期根据预测来控制技术，则会因为预测的不可靠而失败，而当技术后果显露出来时再开始控制技术，则会因为技术发展的不稳定而失败。”这警示我们，当新兴技术产生的问题已经被人们认识到的时候，再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就变得十分困难了。

通过调查我们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公众认为一项技术的广泛应用应当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其中包括五项内容，即划定技术权力越界的纠错制度、利益与风险的完整评估、完备的法律法规、包容审慎的监管主体、公众知情同意。公众普遍认为，加强科技伦理和科技安全这一命题，主要的作用因素分别为科研专家（84.97%），法律保障（84.42%），政府管理（83.73%）。由此应当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伦理道德的约束力度（62.07%），二是推动科技政策法规的完善程度（61.52%）。

在此次调查中，超七成受访者表示对科技伦理和科技安全的相关知识与新闻非常关注，27.86%受访者表示自己比较关注或一般关注，仅有1%受访者表示自己不关注此类问题。超半数受访者认为，科技伦理和科技安全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科学数据与奇闻趣事掺杂让人无法辨别技术的影响（60.14%），科学家对于他们能够回答的问题边界不清晰（57.93%），技术设计与人的生理、心理协调性相违背（56.83%）。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必须明确科技应用的限度边界，树立社会治理的人的主体意识，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科技伦理价值观。

如今，科技伦理治理已不是一国之问题，而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新发展阶段公众更期待健全国际合作研究机制，推动新技术领域的全球治理，在国际科技伦理领域发出更多中国声音（64.14%）；建立科技伦理规范体系，包括科技伦理规则体系和确保其得到执行的监管体系（62.62%）；发挥各级科协组织以及科技方面的各种专业学会或协会的作用，形成科技伦理监管合力（61.79%）；促进科技人员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科技观，强化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56.41%）；加强科技伦理的教育宣传，鼓励全社会践行“科技向善”理念（55.03%）。

对于未来科技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新挑战、新问题，不仅要从科技创新的角度关注“能做什么”，更要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审视“该做什么”，探寻科技创新的高效能与科技应用伦理安全的最大公约数，才能让人们在新科技的世界与更加美好的生活中相遇。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李思琪】

注释

[1]李思琪：《当前公众对人机交互的体验与期待调查报告》，《国家治理》，2019年第10期，第12-21页。

[2]李思琪：《当前公众的科学观调查研究报告》，《国家治理》，2019年第21期，第2-12页。

责编：蔡圣楠／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