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参考：
急救医生工作的典型样本
除了一天到晚忙着抢救、看病，身为急诊科主任的刘勇也时常会思索中国目前的120。
与国外的120急救系统相比，中国的120没有可比性，“差距太大”，这是很多急救医生的共识，“中国急救系统要做的还有很多”。
医生进入急救系统的门槛要提高，人才质量要保证。这种门槛的设定不光体现在入学考、毕业考上，而且在入职考试上应增加难度。“当然对于急救医生的考核，不光只停留在知识水平，更重要的是对医生道德水平的考核”。刘勇强调，这种道德水平表现为对生命的敬畏、对病人的爱心，对病人的良好的沟通能力。
而在当下，重技术水平轻人文水平是绝大多数医院在选拔急救医生的通病。
除此之外，由于急救医生要承担病人进入急救室前的一切急救工作。作为一名急救医生，每次出现场只是独自一人面对突发的现场，还需要很强的抗压性和独立承担能力。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医院急诊科通常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
一个月前，北京急救中心人事科科长刘红梅跑遍了京城的各大招聘会，并向各大网络、媒体及全市医疗机构公布了招聘信息，但截至6月28日，刘红梅只收到了14份求职简历。
自2005年起，北京急救中心每年招收的本科毕业生数量就呈逐年下降趋势。今年赶上经济危机，刘红梅原本以为“收成”会好些，但经过相关的审核程序，最终只有4人被录取。
“这与急救医生的待遇有很大关系”，刘勇分析。急救医生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艰苦、承担责任风险大、业务发展受限，但是这在工资收入上并没有 “太多”的体现，相反，在一些医院，急救医生的‘地位’相当低。
让大多数医学生放弃进入急救系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急救医生所面临的高风险性。“必须要建立一个公正、科学的医疗事故评价机制”。刘勇表示，这个评价机制的作用在于“必须分清楚哪些是由于医学技术水平所限导致的绝对误诊，哪些是由于医生个人问题(如医生医疗技术水平、医生态度)所导致的相对误诊”。
以心肌炎为例，一位普通的发热病人送进急诊室，大多数医生不会将“心肌炎”的可能性考虑在内。据了解，发热病人“心肌炎”的发病率是万分之一， “如果每位发热病人送进来都怀疑是心肌炎，都让病人先做心电图，患者的唯一反应就是医生滥做检查”。
如果一位急救医生正好撞到了这个“万分之一”的机率呢?如果把这个“万分之一”的机率归因于医生，这是否合理呢?刘勇说。
此外，对于医生时刻都会遭遇的医疗纠纷，从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营、维护医生的合法权益出发，刘勇认为，“医院应为医生购买医疗责任险”。
而这个建议早已达成医疗界的共识。早在2007年，针对广州市内医院暴力事件呈上升趋势，严重干扰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的情况，广州市人大代表建议尽快形成地方法规并参照其他地区的做法，推进医疗责任保险。
在目前的医闹解决框架下，医闹通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往往是以医院的巨额赔偿收场，“医疗责任险可尽可能地挽回医疗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刘勇说。“有所为”在于，当医院遭到医闹等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进行暴力袭击的时候，政府应出面加以坚决镇压。“当医患纠纷越过法律边界时，政府及执法力量的不作为是任何‘苦衷和苦心’都无法解释的”。
而“有所不为”则在于，对于医生的奖惩、医疗事故的鉴定，医疗纠纷的解决，政府应交由当地医师协会解决，政府最好不要介入。“听证制度也势在必行”，唯有如此，医疗纠纷才有望和平解决。
采访手记
采访刘勇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是因为大牌，而是因为他确实没有时间。6日下午向他预约采访时间时，他急匆匆的打断了39健康网的请求，话筒那边的喧哗告诉笔者，急诊科“有事”。果不其然，刘勇很有礼貌地告诉笔者“现在忙”。第二次联系刘勇已至晚上8点36分，此时刘勇的电话仍然是忙音，再试图几次拨打后，笔者终于打进了电话，但刘勇很友善地提醒笔者，“现在不忙，如果忙，不能继续接受采访的话，还请您见谅”。
没有程式化地拿出采访提纲，而是和刘勇随意聊开。这种方式能让我捕捉更多的细节，更能让我去感受一个有血有肉的急救医生形象。这种形象不是“高大全”，也不是“怨妇”，和所有坚守在医疗一线的医生一样，刘勇有着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有着对患者不解的委屈，也有着对当前各种体制的无奈。但尽管这条路布满荆棘，刘勇还是在这个岗位上呆了十二年，他说他会选择继续。原因在于当他看着一个个濒临消失的生命被自己及同事从死神的手中拽回来的时候，那一刻的欣喜，他很享受，也很陶醉。
采访过程中，说到成就感，说到那个建筑工人起死回生的那一幕，刘勇觉得就恍如昨日。而对于更多的事迹，刘勇表示不愿多谈，因为救死扶伤是医生 “应该”的。但是对于不理解医生的患者，对于那些心有余悸的医闹场面，刘勇的心情抑难以平复。犹如身上的伤疤，好了又烂，也许，这种痛会一直在。
“从事医疗急救十二年，你有过怨言吗”?话筒那边是长时间的沉默。
“有，不过不是针对工作本身，而是对于一些患者及家属的不理解”，刘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