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之深味，在纤毫之间。在强光束中，小小瓷片，分泌出滋味万千。有时观色：湖田窑的“遥望洞庭湖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钧窑的“赤岸杂云霞，绿竹缘溪涧”。10世纪时，周世宗柴荣曾有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这是对烧造理想的精粹表达，柴窑缥缈无证，汝窑烧造只有短短二十年，真正把“这般颜色”烧到绝妙之处的，大概只有龙泉窑了。有时辨新老：好的老瓷片，历千载而如新。器物之老，远不等同于感官中的陈旧，更不意谓着肮脏。在地摊上，常见小贩子用鞋油狠擦在仿品上，以新充老，顿觉幼稚可笑。有时品余味：这个自是难度大了一些。龙泉的冰裂纹，像冰面之下的深层发生裂变，澄澈而见层次，通透的厚积感，将南人之青，与耀州窑汝窑等北人之青，一下子区分了开来。时代的审美风尚，对烧造的影响很深，雍正一朝，短短十三年，但雍正瓷器的独特韵味，上别于前朝康熙，下别于后朝乾隆，几乎一眼可辨。
宋瓷之美，基本只框定在有宋一代。宋时烧造，追求寒花步步结、言言彻底清的澄明之境。汝、龙泉、湖田诸窑，都施单一色釉，型制简约守拙，内蓄仁静，精神上是汉文化明儒实道一脉。元清两次外族文化浸入后，单纯趋向繁杂，弃拙而逐巧，讲究装饰性，汉气大体已毁，虽后来多次“摹宋”，像乾隆甚至自己动手画样，以宋为师，终如久病者想入禅定，却止不住地喘着粗气，不复得其真味。
有一年暮春，和王志伟一块儿在田野考古。龙泉窑址附近的田间，青禾涌伏，春风沁人心脾。春雨过后，用脚在山道或田埂上用力一踢，往往就有宋元瓷片翻出。这些瓷片凝光聚色，在黝黑春泥间，格外惹眼。弘历曾有句，“火气全消泯，泑光益润滋”，形容瓷器的润泽。王志伟从技术角度，给我阐释过这种润泽：釉层中，有细密层叠的气泡累积，气泡对光线的折射，呈现为釉色，传递给人的触觉，就是“抚之如小儿肌肤”的润泽感。
“器物会自己开口，告诉你它的来历与秉性。”我们围坐在书房的蒲席上聊天，喝茶。四壁的木架上，摆放着不同时代的龙泉残器。“我们对每个时代的瓷器，为什么不会错认？就是因为它们在自语，将自身内在的一切都吐露出来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倾听。让室内的每一件物体说话。让紧裹着这些物体的大片空白说话。”瓷之道，也正如诗之道，像《黑池坝笔记》中的这一段：诗并非解密和解缚。诗是设密与解密、束缚与松绑在一个容器内同时诞生。让这个缄默的容器说话。好诗的基本特性是，它提供的不是内容的恒量，而是变量。对单纯的人来说，它是单纯的。对复杂而挑衅的阅读者，它是多义的、多向的、多变的。
烧造，对瓷土的处理，一如写诗对字词的处理：历经选土、粉碎、淘洗、沉淀、脱水、陈腐、拉坯、素烧、上釉、装匣等七十多道工序。粉身碎骨，出入水火，方有新生。我在龙泉街头闲逛，听到一些颇具意味的传说：制作上佳釉色，需采集七种乔木。开春砍伐的苦槠木，富含碳酸钾，能使釉面呈现玉质光泽；谷雨前后的马尾松，含硫量最高，煅烧后的灰烬，带着蓝紫色虹彩；山民们用来熏腊肉的乌桕树枝，其灰分中的磷酸钙，会在窑变中形成星芒状结晶。最神秘的当属长在古窑背阴处的地衣，这种蓝藻与真菌的共生体，经茶寮坑酸性泉水浸泡后，竟能析出类似钴料发色的靛蓝物质。说给王志伟听，他嘿嘿一笑，不置可否，只告诉我，他的釉水中，除了添加草木灰，还加了一种叫“狼衣”的蕨类植物灰烬。
首度与王志伟论瓷，大约是在十五年前。某日，我在北京琉璃厂一家瓷杂店中，遇见一个宋末元初的龙泉窑敛口钵。钵体较大，直径三十四五厘米的样子，手头有点沉。遍布器身的冰裂纹，让我一见倾心。龙泉冰裂，多见于砖红色胎及米黄釉瓷，因烧成温度较低、还原气氛较弱所致，算是偶得的天成之美。这只钵，釉的表层光洁柔顺，在深层却密布细鳞蝉翼般开片，像寒潭的冰面被重捶了一下，炸裂又通透，一捧起，就不忍放下。遗憾的是，钵的口沿，有个小磕。当年，我患有完美主义轻度发热症，过于计较外貌外形，一时心下嘀咕，犹疑不决。那时还没有微信这样的即时通讯手段，我抓紧拍了几张照片，从邮箱中，传给了王志伟。次日清晨，他回复了四个字：百年难遇。这四字激醒了我，我立刻再去寻那店主。可惜，已有明眼人，抢先下了手。
我惆怅满怀地坐在琉璃厂街头，抽了一个下午的闷烟。其后好几年，这个钵的冰裂纹，就像在我脑神经中炸裂了一般，挥之不去。真是一种折磨。幸运的是，这次在王志伟师徒的博物馆中，见到了大量冰裂纹残片。仿佛是那个失踪之钵，碎成了许多的小块化身，前来寻我。
聚光灯下的展柜中，半数是他三十多年的收藏品。最醒目的一批展品，是他费尽心血淘来的仰韶彩陶、马家窑彩陶，距今五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珍稀遗存。“既然是博物馆，一定要有源头性的东西。”当年，为了买下这些彩陶，财力上捉襟见肘、又一向耿介的王志伟，四处求人，借下了两百多万巨款。他的抱器轩展馆，却因此构建了一条从史前彩陶到现代青瓷的完整脉络。在展厅内逗留的两日，我越发感慨于浙江日渐完善的底层文化生态：王志伟座落在云和县、龙泉市的两处展览空间，超过三千平方米，竟是地方政府无偿提供的。他因此有了余力，邀请古琴、书法、绘画、文学、昆曲等领域名家，渗入到他的青瓷叙事中来。这个空间，有了一种多声部的交响。“瓷的烧造，其创造力来自传统文化中诗、文、戏剧、建筑美学等多方位的深度浸润。如果看不见这一层，瓷的匠人，无疑是患上了审美的白内障。”
在王志伟的青瓷作品中，最入我心的一件，是龙泉簋式炉。簋，是青铜时代盛放熟食的容器，也是当时的尊贵礼器，史有“天子九鼎八簋”之说。他的簋式炉，从商周青铜簋的式样中捕获了灵感，气质上却又全然不同，尤其是在螭耳的重构、莲瓣顶盖的变形设计上，令人耳目一新。“虽源于簋，但它已脱胎换骨，是一种新魂灵的器物。”这些年，他从高古祭器中，得到的启示尤多。他烧造的琮式瓶，取法良渚玉琮；贯耳壶源自商周青铜器；鬲式炉效法三代礼器，通过青釉烧造的转化，延续了他“悟道于器”的路子。闲聊中，我建议他将宋代《宣和图谱》中所载器型，比如樽、觚、角、觥、彝、卣、罍、瓿、卮、缶、豆、斝、鼎、簋、觯、匜、簠、爵、鬲、方鼎等，全部重构并烧制一遍。烧造之道的传承，并非要回到古代，但又必须从那个起点出发。这个维度的实践，需要警醒的是，过度依赖前人经验、间接经验，我们的“观看”和“倾听”能力，因此大大削弱了。
“我们目睹的月亮上，有抹不掉的苏轼。我们捕捉的蝴蝶中，有忘不了的梁祝。苏轼和梁祝，成了月亮与蝴蝶的某种属性，想一想，这多么荒谬。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呢？目光所达之处，摧毁所有记忆，在风中噼噼啪啪，重新长出五官。”“当然，要抛弃袭古思维。每一种古老器型中，在当代沸腾生活的审视下，都包含着一种古老的敌意。每一种镕铸在器物中的历史意识，其本质，也都是与时俱新。关键是我们如何赋予它新一轮生长的能力和更具活力的生命周期……”
“在这个过于逐巧的时代，真正要强化的，是一种笨拙的功夫。”下笨拙功夫，正是王阳明讲的“事中磨”。有一些磨砺，看上去，似与烧造无关。比如诗，王志伟大量研读当代诗歌，对诗在语言领域的激进探索了如指掌。他与叶丽隽等本土诗人的交往相当深入，甚至动笔修改儿子的诗作……“在青瓷烧造中，不能丧失了诗的声音。”虽然有了徒弟们的加入，他的烧造活计却从不脱手，“要保持手心与泥土的交谈，永不断绝。断了，再续，有时会难以为继。”在新的烧造车间，他一边操作，一边给我做些阐释：梅子青釉的温控，比粉青釉要高三十度左右。但釉色之美，不是靠知识凝成，依仗的是极微之处的经验把握。我到达的当晚，正巧撞上了一桩趣事。应一家博物馆要求，他仿烧一批当地出土的西周原始青瓷。他和徒弟们埋头数月，反复试烧，终于出炉了相对中意的作品。他拿了一件青瓷钵到上海，请业界公认的专家们审看。一位专家审视半日，指着钵上深嵌入胎的锈斑，说，确定是西周之物。王志伟坦白道，是仿烧品。专家再次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如果这是新器，我就当众吃掉它。王志伟没敢再去反驳。他心定了，看来这次仿烧，终没辜负朋友重托。
龙泉的当代烧造，深陷于多重困境之中。同质化严重，文化表达趋于浅层化，都令人困扰。有些是过度逐利引起的，有的则由于匠人的创造力不足，下笨拙功夫的人更少了。“我也在自身困境之中。当然，也唯有向困境索取动力，才有破局立新的可能。”在淅淅沥沥的又一场小雨中，我们隔窗看雨，说着仿佛永无尽头的“事中磨”：以具体事务，以难事苦事，消磨存在的焦虑。这些年，大家都有点累了，逐渐也更加明了，“事中磨”不是苦行僧式自我折磨，而是以行动、反省、再行动的循环，实现生命力的螺旋式上升。
你觉得这个时代还容得下隐士吗？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