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瑞建交后的14年之内，欧洲许多和我国未建交的国家，甚至远及美洲、非洲的国家和我国往来大都要到瑞士来和我馆取得联系。那时，我国和许多未建交国的事务不少是在瑞士进行的。

以中法关系为例，中法建交前，法国的友好人士、商人、记者、议员及其他政界、文化界人士访华，都要先到瑞士来和我驻瑞士使馆取得联系。

1963年10月，周恩来总理（左一）会见来访的法国总统特使、前总理富尔（左二），商讨两国建交问题。

对中法建交有过贡献的法国前总理富尔两次访华，都是先来我驻瑞士使馆商谈。富尔在北京和周总理商谈两国建交问题时，就约定具体谈判在瑞士进行。此后，法国政府正式谈判代表就是到伯尔尼我国使馆来谈判并达成协议的。

瑞士是个中立国，许多国际组织设在这里，许多国际会议在这里召开。各国与会的代表团之间、在国际组织的常驻代表之间互相交往时，除了讨论有关国际问题外，不可避免地都会谈及两国间的双边问题。因此，只要不损害东道国的主权和中立，世界各国在瑞士和有关国家进行官方的、民间的交往是司空见惯的。

瑞士的独特条件，确实为我国在五六十年代开展国际交往和国际斗争提供了方便。

1964年4月，巴西政变当局无理逮捕我国际贸促会驻巴西副代表王耀庭、新华社驻巴西记者王唯真、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筹备小组组长侯法曾等九人，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事件。

九同志遭到酷刑拷打，有的被打得面部青肿，但他们不畏强暴，在狱中坚持反对巴西当局迫害的正义斗争。

在美国支持下的巴西政变当局此举极不得人心，世界各国许多知名人士和新闻媒介纷纷发表谈话、声明、评论谴责巴西并声援我国。我国政府立即采取各种措施营救九位同志，与巴西政变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我国和巴西没有外交关系，许多友好国家向我国提供了帮助。九人家属对自己的亲人遭受迫害非常悲痛和关切，都要求到巴西探亲。他们在中国红十字会派人陪同下，分两批经瑞士去巴西。

为了取得去巴西的入境签证，他们必须先到瑞士，向巴西驻伯尔尼使馆申请，并在日内瓦乘瑞士航班飞机去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

1965年4月18日，巴西九同志获释途径日内瓦总领馆时合影。

经斗争，九位同志于1965年4月获释，回国途中头一站又是经过瑞士。从家属及红十字会代表取得瑞士入境签证，并在瑞士停留办理巴西入境签证（特别是第二批家属由于巴西的无理阻挠，在瑞士停留的时间较长），到抵达里约热内卢之后的某些安排，瑞士政府、瑞士航空公司及国际红十字会都分别提供了相应的帮助。九位同志获释后在瑞士过境及停留，瑞士也提供了必要的方便。

为此，我根据政府的指示，对瑞士政府、瑞航及国际红十字会表示了感谢。

1965年，李宗仁先生也是经过瑞士从美国返回祖国的。

为了李宗仁先生能平安回国，我们冲破美国及台湾的种种阻挠，沟通李先生和国内的联系，对回国路线的选择、旅途的各种安排，都经过缜密的筹划。

1965年7月20日，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回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在机场与李宗仁握手。（图源：新华社）

程思远先生两次到瑞士苏黎世和李宗仁先生会面，并亲自陪同李先生夫妇回国。对此，驻瑞士使馆都提供了协助。

五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国和欧、美、非多数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但和这些国家的民间友好往来、贸易往来及文化交往却是相当频繁，后来官方、半官方的交往也不少。瑞士是我国同这些国家往来的交通要道，不论是这些国家的人士访问我国，还是我国代表团访问这些国家，很多都是取道瑞士。

1959年9月25日，瑞士联邦交际处长（礼宾司长）Richoora Aman（阿曼）夫妇出席庆祝中国建国十周年图片展览会。（图源：供稿者提供）

那个时候，国内外各种互访代表团经过瑞士的数量逐年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从每年的十数人次、数十人次增加到每年数百人次，甚至数千人次。

1959年9月25日，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国建国十周年图片展览会上。自左至右：李清泉大使夫人孙琪、匈牙利公使夫人、瑞士交际处长夫人、瑞士交际处长、瑞士交际处副处长夫人、瑞士交际处东方科代科长。（图源：供稿者提供）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为到瑞士取得有关国家的签证，都要先取得瑞士入境签证及临时居留证。有的代表团不是访问一个国家，而是访问几个国家，就必须办理瑞士的多次出入境签证；有的代表团事多，在瑞士停留不是数天、十数天，而是数月；更有少数公司代表是成年、几年地长期住留，这就得多次申请延长居留；还有的人员不办理瑞士入境签证就来瑞士，而不得不在机场临时申请。

对这种频繁的出入境申请，瑞士也给我们出过难题、有所限制，但总的说是好的，大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为我国进行国际交往提供了方便。

由于瑞士的优越条件，早在1954年，我国就在日内瓦设立了总领事馆。

新华社在日内瓦派有常驻记者，实际上是新华社日内瓦分社。这个分社利用日内瓦信息多而便捷的特点，及时报回了大量的重要国际新闻。

中法建交之前，新华社驻巴黎记者也由我驻瑞士使馆联系，有的在拉丁美洲地区的记者也是通过瑞士和国内联系。我国在意大利的留学生每年都要利用假期到瑞士来度假并和使馆联系。

发展经济关系是瑞士同我国关系的重点。经济关系如何，可以说是两国关系好坏的晴雨表。

瑞士和我国的经济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保护其在华企业利益；二是发展同我国的贸易。

旧中国和瑞士的贸易额很小。据瑞士海关统计，每年进出口总额仅在100万瑞士法郎左右（当时约合25万美元）。新中国和瑞士建交后，两国贸易直线上升：1950年进出口总额就达600多万美元；1952年突破1000万美元；1953年又突破3000万美元；1956年、1957年都维持在3600多万美元以上，而且瑞士年年出超。

我国和瑞士的贸易额多于社会主义各国，包括苏联在内，占第一位。手表是瑞士的重要出口商品，我国也是最大的主顾之一。

正因为我国和瑞士的贸易发展很快，特别是购买了大量手表，瑞士邀请我国参加了它们于1958年举行的洛桑博览会。

洛桑博览会是瑞士一个重要的对外经济窗口，每次都设立贵宾馆，邀请一个在瑞士看来是它的重要经济伙伴的国家（或地区）参加展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被邀请参会的国家。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国际政治气候有所缓和，从此以后到1958年是中瑞两国关系最好的时候。1958年以后，因为我国有限的外汇要购买更急需的产品及转口贸易减少等多种原因，两国贸易开始下降，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很大的瑞士手表在我国的销量更是急剧下降，由1956年的83万只下降到1957年的42万只、1958年的13万只，到1959年只有4万只。

1960年，我国同瑞士的贸易额已从第一位下降到第四位。1961年到1963年，瑞士同我国的贸易连续三年出现逆差，而且逆差逐年扩大。对于这种情况，瑞士惊呼：“好主顾——中国贸易的水龙头关闭了。”与此同时，瑞士对其在华企业处理的结果也表示很失望。解放前，瑞士在华的大小企业有数十家之多，新中国成立后逐年清理歇业，到1959年仅剩在上海的华铝和天津的华嘉等少数几家。

瑞士很重视维护其在华企业的利益，建交初的几年还想维持并发展其在华企业的业务。1951年，瑞士官方曾有下列言论：“中瑞间的具体贸易行为，应由中国贸易机构或私商向瑞士在华代理商行接洽。”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发展中瑞商人间的旧有关系……在此基础上，官方联系才可加强。”可见，它是要维持旧中国时私商间的关系，这和解放初期我国对外国私人企业的政策相抵触，当然不可能实现。

当它发现它的在华企业和其他外国在华企业一样，没有发展前途时，就准备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清理歇业或转让。

1959年7月摄于瑞士莱蒙湖畔，由左至右依次为：外交部西欧司长徐达深、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图源：供稿者提供）

1959年7月，瑞士外交部秘书长柯利特地约见路经瑞士的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代表瑞士政府希望我国政府“在处理上海华铝钢精厂和天津华嘉公司问题上给予适当照顾”，并提出以1000万瑞士法郎代价转让华铝的具体建议。

几个月后他又约见我，重申他们的要求，催我政府答复，还说：“现在两国就剩华铝、华嘉问题了，所以是重要的，希望友好解决。”

1960年，当华铝转让基本达成协议后，柯利又约见我，对此事的处理表示“相当失望，从1000万瑞士法郎降到150万瑞士法郎，厂方牺牲太大。瑞士原本希望由于两国间的良好关系，结果会更好些，不幸不是如此……”

华嘉是瑞士在远东最大的贸易商行，对其歇业一事，瑞士是耿耿于怀的。柯利说：“不幸一切买卖现在都通过中国使馆做了……”柯利的讲话代表了瑞士政府的态度。这以后，瑞士对我馆商参处的工作进行了种种限制。

对瑞士来说，维护其在华企业利益、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是同我国关系的根本利益所在，1959年这两方面都出现逆转，不能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两国关系。

当中瑞贸易下降，而且瑞士连年出现逆差时，1963年元旦，瑞士联邦主席亲自向我表示希望改进中瑞贸易。我国也注意到这种情况，根据对瑞士一贯争取的方针，做了很大努力，到1964年两国贸易开始回升。

据瑞士海关统计，瑞士从我国进口由1963年的4463万瑞士法郎增为1964年的4632万瑞士法郎；向我出口，由1963年的1614万瑞士法郎增为1964年的4534万瑞士法郎，进出口已接近平衡。到1965年，瑞士就出超了，瑞士对此甚为满意，说：“关闭了多年的中国贸易水龙头又打开了。”

1961年，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陈毅副总理在瑞士亲自做友好工作，从1964年开始的贸易回升也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

但是经济关系的改善是有一定限度的，1959年以来，国际政治出现了复杂情况，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特别是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工作在瑞士过于集中，瑞士发生的对我国不友好事件逐年上升。

瑞士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关系不像注重经济关系那样，和我国的文化往来也较少，有时甚至在“反对共产主义宣传” “不符合瑞士法律”等借口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友好活动进行阻挠和限制，但是瑞士人民对我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很感兴趣。

为了加强互相了解、加深两国人民友谊，我们克服许多困难，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瑞士的对华友好人士组成了“认识中国社” “中瑞友协”等组织，做了许多中瑞友好工作。我们也常邀请瑞士的友好人士以及一些政党、商界、记者等访问我国。

1960年8月，中国艺术代表团应邀访问加拿大、中美洲三国的演出期间，途经瑞士时合影。左起：杜近芳、孙琪、***、李清泉。（图源：作者供图）

我在瑞士多次举办介绍我国情况的展览会，我国电影、图片、书刊以及工艺品深受瑞士人民的喜爱。我国赴欧洲、拉丁美洲访问的文艺演出团体大都到瑞士演出过。

1960年8月，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陈忠经（站立第一排左三）率领中国艺术代表团，应邀参加加拿大温哥华戏剧节，以及出访中美洲三国的演出期间途经瑞士，在驻瑞士使馆安排下演出多场。此照为艺术代表团成员与使馆工作人员在驻瑞士大使馆的合影。陈忠经左侧起1.李少春、2.李清泉、3.杜近芳、4.孙琪、6.何少梅（参赞夫人），李清泉右后为袁世海。（图源：供稿者提供）

据不完全回忆，我在任期间，金仲华、陈忠经等分别率领的我国歌舞团，张致祥率领的文化代表团曾到瑞士演出和访问。我国文学家周而复、魏巍，诗人劳辛，著名导演、话剧演员吴雪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杂技艺术家夏菊花，歌唱家郭淑珍，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笛子演奏家陆春龄等都在瑞士表演过，受到瑞士人民的热烈欢迎。

1964年2月-3月，以金仲华为团长的中国艺术团在德国、法国访问演出期间，于3月20日途经瑞士，在大使馆的合影。前排右起：孙琪、夏菊花（著名杂技演员）。（图源：供稿者提供）

我国国家领导人郭沫若、廖承志、刘宁一等，也都在瑞士作过短暂的停留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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