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一起悲剧，引人关注。10月27日，一头野猪侵入南京南站至紫金山东站间的高铁联络线，与列车相撞，引发设备故障停车。同日下午，南京市区还发生两起野猪目击事件……截至目前，我国野猪的数量已经达到200万头，广泛分布于28个省份，多地野猪泛滥，糟蹋农田，甚至跑进市区频频伤人毁物。

从深山老林到闹市街头，野猪一再越界，由野猪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伤害，不胜枚举。相较于这些具体的、直观的“致害事件”，经由媒体报道和社媒传播而衍生的心理冲击，同样余波延宕。“野猪出没，注意防范”，这不仅是一种风险提示，更牵出了思考命题：在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重新交融的当下，人与野生动物究竟该如何共处？ “二师兄”凶猛。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人们的动物保护理念日益增强，野猪因其超强的繁殖、生长能力，最终导致种群数量迅速扩张、栖息地范围不断外扩。于是，“野猪下山记”，频频演变为“人间惊魂记”。而在这一明确的因果关系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隐藏的逻辑框架。 生态恢复了，食物链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一些专业人士所介绍的，野猪在很多地方都缺少天敌。历史上以野猪为食的许多大型猎食性猛兽，如今远不足以构成对野猪种群的制衡。在食物链结构性残缺的大前提下，野猪乘机坐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法律松绑了，“新激励机制”尚未建立。国家林草局2023年公布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已将致害严重的野猪移除，在法律层面为“野猪减量”扫除了障碍。但这一举措，现阶段并没有释放出足够的“行动量能”。以往那种通过捕猎来获取食物、交换资源、赚取收入的传统生活方式，几近消失了，此外，“娱乐性的捕猎”“商业性的捕猎”也难以成立。没有新的激励机制，很难有人去冒险猎捕野猪，这成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种群调控了，前瞻预判与执行力度仍有缺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等规定，相关地区可以分级分类进行种群调控，福建、江西、广东等14省份开展了防控野猪致害综合试点。试点省份成立狩猎队，在受损地区适当猎捕野猪，累计投入资金6100余万元、猎捕野猪1.02万余头——客观说来，其整体调控数量较为有限，个体调控成本相对较高。此类专业化、计划性的狩猎队，队伍规模和覆盖范围都不大，对野猪实施“源头控量”的成效尚未充分显现。

“保护野生动物”观念深入人心，这是进步，在条件、环境发生变化的今天，我们对“野生动物”的理解，理应更多一份精细化的甄别。对于濒危动物、珍稀动物、“三有动物”，当然应该不遗余力悉心保护。而对待诸如野猪等泛滥成灾的野生动物，转档到以“控量”“防害”为主线的新模式，或许已经势在必行。 最重要的是“观念的解放”，切不可投鼠忌器。当断不断，必受其乱。野猪数量呈几何倍数激增，若是错失时间窗口，今后的治理成本只会陡增。当下，一些地方对野猪种群调控时瞻前顾后、浅尝辄止，唯恐予人口实，“让来之不易的保护成果付诸东流”。应该说，这种治理思路，与当下野猪种群迅速增长甚至泛滥成灾的实际，已经很不适配。 最关键的是“规则的协调”，相互掣肘只会贻误时机。某些地方，治理野猪之患，时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趁手的工具，也没有适合的方法。调控野猪种群，很多时候都会涉及一些管制器具，需要报批、备案，这是确保公共安全的必要之举。此外，按照法律规定，也不能用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采取的那些狩猎方式来进行狩猎，例如用猎套等，这是为了避免误伤其他保护动物……在“野猪控量”越发紧迫的大背景下，该怎样尽可能地“创造便利，急事急办”，以合适方式，协调规则、提升效能、形成合力，这决定着治理的实际效果。 最核心的是“体系的完善”，有备而来才可应急处突。不同于山村农户，城市居民极少有遇到野猪的经历，更谈不上进行正确避险操作了。随着野猪越来越频繁地袭扰城区，随着游客们越来越多地进入山区、林区，人与野猪“遭遇”的概率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相应的风险教育、技能培训，必须加快提上日程。除此之外，求助、救援、处置的响应链条，也亟待完善。设想一下，倘若在城市遇到野猪，市民应该拨打哪个热线？职能部门如何标准化闭环处理？凡此种种，尽管早有安排，却仍有很大优化空间。防害减灾，人防技防物防，缺一不可。 面对野猪之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必须守住的底线。各地频频出招，比如说强化了“硬隔离”，加装报警器材、铁网物理阻隔栏等等，旨在“脱离接触”；再比如，推广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通过市场化的风险分摊机制，来尽可能地补偿野猪所造成的各类损失。

但说到底，这些都属于被动防御和善后处置举措，而公众最关注的，显然还是如何“前端避险”“防患于未然”。为此，就需要职能部门系统谋划、能动履职，以更积极的治理姿态主动出击、源头减害，千方百计确保风险不外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