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鲲（字 子波，1915-2001），浙江杭州人，1935年秋，由浙大高工（全名：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同时考入电机系的同学刘奎斗（1914-2009）有这样一句评价：刚入学时的洪鲲是“一位埋头读书，不苟言谈的人，自律极严，有书呆子之称”。是浙大改变了洪鲲。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洪鲲毫不犹豫地树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坚定信念，为强国而发奋读书，为救国而弃学从戎。为此，他不考虑个人得失，也不惧怕艰难险途，读书拼命，做事拼命，抗战更拼命，成为同学们心目中的“拼命三郎”。
驱郭学潮
1935 年，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华北平原，那里“已无一块安静的土地可以安放一张书桌”。12 月9 日，北平终于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消息传到浙大，洪鲲义愤填膺，认为国是至此，不容我们坐视。他立刻放下了手中的书本，参加了杭州市大中学生近万人在湖滨体育场的集会，还准备与同学们一道去南京请愿，敦促国民政府立即全面抗日，收复失地。然而，浙大校方预先发觉了学生们的请愿计划。就在浙大学生准备赴京请愿的前一夜，大批军警突然包围了浙大校园，闯进学生宿舍抓捕了学生会代表十余人。同学们从睡梦中惊醒，立刻与军警搏斗，继而冲出校门，穿越小巷小道占领了车站，站立铁轨。在军警的机枪威胁下，同学们没有退却，以歌声、口号从凌晨一直坚持到下午。浙杭当局终于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同学们整队返校后，却发现校园里贴出了开除学生会主席施而宜、副主席杨国华学籍的布告，激愤情绪转向了校长郭任远，全体学生开会决议罢课驱逐校长。12 月27 日，浙大大学部暨高工、高农全体学生，共计750 人，都在一份誓书上签名盖章，表示不达驱郭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洪鲲及刘奎斗自始至终参与了这次学潮。经过几个月的不懈斗争，国民政府最终发文撤换了校长，浙大迎来了爱国、民主的著名学者竺可桢。洪鲲带着喜悦回到了课堂，继续发愤读书，并与竺校长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洪鲲预感到抗战的紧迫，需要训练自己的体魄和军事技能，于是，他在1936年暑假，主动参加了杭州各大专学生的集中军训，还被选为小队长。与他同去军训的同学刘奎斗回忆说，洪鲲的身体并不强壮，喊起口号时，挺胸吸腹，双目圆睁；在跑步运动和野外演习时，经常累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但最终总是名列前茅，他的拼命精神赢得了教官的好评。
弃学从戎
1937 年的“七·七事变”，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打破了浙大正常的教学秩序。洪鲲暑假提前返校，参加了刘奎斗发起的浙大抗战后援团，协助训练学校工友，教会他们在空袭来临时如何戒备，以及如何防止日谍或汉奸侵入校园。8 月13 日，日寇重兵进攻上海，14 日，日机首次轰炸杭州，但浙大如期开学。那段时间，除了上课，洪鲲把全部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10月5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逼近杭州，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内地。11 月11 日，在竺校长的率领下，全校师生开始西迁，于15 日全部抵达建德。一个月后，学校决定再次撤离，目的地是江西的吉安。此时的洪鲲再也没有心思读书了，听说军事委员会属下的诸嵊新宁游击总队派人来校招募游击队员，他与刘奎斗、丁而昌、吉上宾、汤兰九、程羽翔、程民德、王家珍、黄宗麟、李建奎、虞承藻、陈家振等12 位同学踊跃报了名。12月9日，竺校长派出校车将12名浙大游击勇士送回杭州。临行前，勇士们还特地向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教授辞行。张教授对洪鲲等同学马革裹尸的决心鼓励有加，写下了“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赠言。
刘奎斗(前排右一)、洪鲲（后排右三）等12位浙大游击勇士合影 (1937年12月)
12名勇士怀着“游击克敌”之心回到风雨飘摇的杭州城，向游击队总部报到，一律被任命为上尉政训员。每天除了自我训练外，洪鲲他们接受了工兵爆破的培训。12月下旬，日军开始攻打杭州。刘奎斗回忆说：“在国军自杭州撤退之日，我和一位中尉工兵军官担任钱塘江东岸义渡码头的爆破工作，洪鲲和另外八位同学则随同工兵教官在钱江大桥上布置炸药，他并负责在深夜乘快艇到义渡码头附近接应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在炸毁钱江大桥之前完成任务时，则乘快艇渡江。我们在深夜一时许开始放置炸药，三时许我点燃了火线，几声巨响，完成了义渡码头的爆破。于是乘着三轮机车冲过钱江大桥。四时许，一阵阵如雷响声，钱江大桥大半炸毁了，阻止了敌人机械化部队快速的行动”。洪鲲晚年才告诉家人，22日深夜，他与浙大战友在工兵教官的指导下，在钱江桥面的指定位置放置炸药并迅速撤离。次日凌晨四时，他奉命点燃了导火线。
12名勇士参加的是杭州外围游击战。游击生活极为艰辛，吃不好睡不好，常与敌人拼杀，体力严重透支，洪鲲等几个同学因此落下了肺病病根，但大家没有叫苦退缩。游击总队有三个大队，每大队有三个中队。洪鲲是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的政训员，负责该中队的精神训练。他与队员们共甘苦，处处身先士卒，事必躬亲。队员们大都是浙江省诸嵊新宁四县募集来的新兵，识字的不多。洪鲲就用当地方言给他们补习文化，传授军事基础知识。由于他讲得简明易懂，有条有理，深受队员们的欢迎。1938年4月，他又去刘奎斗负责的集训队帮忙，还给受训的近千名壮丁演讲。刘奎斗回忆道：洪鲲对壮丁要求极严，“听讲的不准有半点移动，充分表现了他严谨的生活教育”。
宜山复学
1938年7月，浙大的游击勇士集体离开了游击队，由浙江到江西，最后到了长沙。当时陆军机械化学校技术学员队正在招考学员，大家都去投考，想继续从军报国。可惜的是，洪鲲因身体不及格，未被录取。他决定马上赶往广西宜山，回浙大电机系重读大二。
1938 年10 月，时为中国第三大城市的广州陷落，浙大农学院农经系主任梁庆椿教授之父梁述明先生在中山县原籍殉难。噩耗传到宜山，梁主任追思悲愤。为纪念先德，激励后进，他先后捐款五百元，充作“梁述明纪念抗战论文奖金”。学校为此设立了由卢守耕、郭斌和、杨耀德、章诚忘、陈训慈五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制定评选赠奖办法。之后，竺可桢校长、郑晓沧教务长、农学院卢守耕院长、文理学院胡刚复院长、工学院李寿恒院长和梅光迪、陈鸿逵、冯言安等教授及委员会成员又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上刊出了赠赙充奖启事。启事曰：“《小雅》蓼莪之哀，《春秋》复仇之义，可桢等伤悼老成，钦迟孝思，拟征集赙仪，咸充奖金。”最终，梁述明纪念抗战论文奖金扩充至一千元， 并规定每年用息赠奖一次。当年度，学生征文十分踊跃，委员会共收到征文二十七篇，结果徐传夔、孙槐生、汤马伟、沈衍圻、寿宇和洪鲲六同学获奖，洪鲲论文的题目是“战区民众的动员问题”。此活动激发了浙大师生的抗战热情，促进了校内笃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浙大师生抗日气氛日渐浓厚，他们到处做抗日演出、抗日义卖。为此，日寇怀恨在心，决定将浙大——这个中国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作为其飞机空袭的重点目标。1939 年2 月5 日上午11 时，18 驾日机分两群，对浙大的宜山标营狂轰滥炸。所幸的是，师生除了高昌瑞、徐嘉淼二同学受了轻伤外，无一伤亡，但标营校园损失严重，新盖的两座宿舍楼被炸毁了一座，教室、办公室、体育室、阅报室、礼堂等都被毁烧，从杭州带出的唯一一架钢琴也被毁，百余同学除身上所穿衣服外，书籍、衣服、被褥、箱箧荡然无存。看着一片废墟，洪鲲怒火满腔，再次暗下决心：要为抗日而发奋读书！他立刻与同学们一起清理校舍，清点统计出日机投下的118 枚炸弹（其中一枚未爆），绘制出浙大及附近的落弹图，撰写了《宜山浙江大学被炸结果的检讨》一文，提交给当时颇有影响的《教与学月刊》杂志发表，向全中国揭露了日寇的野蛮罪行。洪文在全国高教界引起震惊，舆论一致谴责日军的暴行，普遍认为日寇用轰炸来摧毁我国高等教育机关的企图是决不会得逞的。竺可桢校长深信“受高等教育者，决不致稍遇挫折而颓丧，而反更能深省奋励”。1939 年浙大出版《浙江大学西迁纪实》一书，竺校长特地让编辑将洪鲲的论文收录书中，将宜山被炸事件作为浙大历史记录下来。
洪鲲的论文从倭寇轰炸的方式、炸弹的分布、未爆炸弹的讨论、炸弹杀伤情形、弹孔之最外两列距离定两飞机之间隔及未爆炸弹数与总弹数比例之预测等方面，深入剖析了投在浙大的118 枚炸弹。他认为，8 架日机是高空投弹，“面的轰炸”，目的不仅要摧毁浙大校舍，也想摧毁整个轰炸圈内的人群，日寇没有想到，训练有素的浙大师生在日机投弹时不慌张，不乱跑，及时卧倒地面，或进入较坚固的防空洞，而无人伤亡！洪文最后指出：“此次未爆炸弹仅占总数百二十分之一，反观最初沪战时敌弹中未爆炸弹很多。换言之，倭寇以前之存弹很可能已用完，所以最近的炸弹为新近出品。这充分表示着敌力的大量消耗，所以我们相信倭寇最近之狂炸，是他毁灭先声。”
1939 年6 月3 日，浙大组织了一次纪念林则徐虎门销烟百周年的演讲比赛，有20 位同学参与，其中就有洪鲲。开赛前，竺可桢校长致辞：“本人对今日演讲比赛，深感兴味，而于参加比赛诸君之预备及讲演精神，亦表欣慰”。洪鲲听了，更加信心满满。比赛由史地系陈训慈教授主持，评委是郭斌和、梁庆椿、毛启爽三位教授。演讲题目为"抗战与禁烟" ，每人限定讲演时间为八分钟。比赛异常激烈，内容十分精彩，结果蒋鸿宾、郑芝书、霍少成、叶宣和洪鲲五人得分在80 分以上。洪鲲名列第四，奖品是竺校长签赠的《工程与工程师》一册。
遵义半年
1939 年11 月15 日，日寇在广西龙门湾登陆，20 日钦州失守，24 日南宁陷落。竺可桢校长决定浙大再迁贵州遵义和湄潭。1940 年1 月，学生会决定利用停课迁校时机，组织一次战地服务团，到广西宾阳慰问前线将士活动，以实际行动声援抗日。服务团由潘家苏任团长、庄自强任副团长，张哲民任秘书，领导成员还有戴行钧、陶光业、张泽琏和梁徳荫等。全校共有77 人参加，洪鲲也是其中之一。一个月慰问活动即将结束时，宾阳失守，活动在昆仑关最前沿的服务小组，在枪林弹雨中连夜撤下火线，并通知后方同学撤出战场，不少人从宾阳绕道上林至大塘汇合，有的跑了三天才脱离险境。
战地服务团到遵义后，清点队员只缺戴行钧一人，全校极为忧急，传说他已牺牲。洪鲲坐不住了，他和陆道邦同学自告奋勇地代表学生会重返前线寻找戴行钧。他俩奋不顾身，一个村一个村地拼命搜寻，在一个防空洞内终于发现一具尸体，因已经腐烂，面容模糊不清，五短身材，但穿的却是服务团的藏青呢制服，洪鲲误以为他就是戴行钧，便就地妥善安葬，还立了一个墓碑：“故国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团员戴君行钧之墓”。他俩返校后，学生会在遵义师范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挽匾上写着：无言的号召。洪鲲报告了寻找经过，会场泣不成声。
一年后，戴行钧突然回到遵义复学，让师生们非常意外。竺可桢校长在1941年7 月18 日日记中写道：“农经三学生戴行钧来，谈其在广西被俘之经过。谓去年二月初日本陷宾阳时，来势极速，浙大前线服务团不及撤退，最后走者有戴与陶光业、吴恕三等。是日（二号）宾阳警报尚未解除，日寇以至。吴、陶二人先出屋自小路行。戴后出屋，自大路行，迟约六七十公尺，为日人所阻。戴乃躲一防空洞中，两日后出行，为日兵所俘。押往南宁，留二周，又押往钦州。上轮时发热三天，至黄埔而疾愈。押于宪兵队者二月余，经几次审问，于六月初始得释，由沪家属寄款得回沪，不久乘轮至港。欲由安南回校，适海防路段，又走定海，亦不通，后由石浦入内地也。”
洪鲲是将身穿类似制服的广西另一大学战地服务团团员的尸体误判为戴行钧了。戴本人后来没有怪罪洪学长，而许多同学们对洪鲲、陆道邦两人为了抗战，为了浙大而奋不顾身，再入虎穴的英勇行为深表敬意。
1940 年6 月，浙江大学收到了一份来自世界学生会中国分会的《抗战中之大学》征文公函，要求各大学选送一篇自己大学的介绍，由中国分会汇编成中英文对照的《抗战中之大学》一书，去美国出版。竺可桢校长立刻召来行将毕业的洪鲲，指示他撰写《抗战中之浙江大学》中文稿。两个月后，洪鲲完成了竺校长交给的任务，得到了校长一百元的奖励。
1940 年夏, 洪鲲等117 位浙大民二十九级(即1940 届)同学完成了学业，8月16 日，浙大在遵义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竺可桢校长告诫毕业生：“到彼时诸君如有很好的机会便可当大任，立大业，于国于民，能尽最大的贡献了。其次，诸君应名利义之辨，要把抗建的大业看得透彻，切不可妄自菲薄。” “中国的前途，端在自力更生，依赖旁人，总不如依靠自己。诸君服务社会，直接负起抗战建国的使命，耐劳苦，忠职守，循次顺序，不急不恼，自奋自勉。”竺校长的讲话给洪鲲增添了抗战强国的责任心与使命感。
浙大毕业后，洪鲲先后在四川和重庆的发电厂等单位工作，运用在浙大所学的专业知识，积极参与电厂的建设与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抗日杀敌。他在重庆接受了地下党的领导，1948 年由重庆回到杭州，积极参与“科学时代”等社团在杭州的组织活动；在校友谷超豪等的领导下，全身心于杭州的护厂、护校等应变工作，迎来了杭州的解放。不久，经谷超豪、朱兆祥二人介绍，洪鲲光荣加入了共产党，并回浙大电机系担任讲师，讲授电机工程和能源经济等课程。1955年，洪鲲被母校指派，前往哈尔滨工业大学参加该校为全国工科院校举办的为期一年的工程经济教育培训班，还进修了苏联专家有关工程管理的课程。回母校后，洪鲲开办了工程管理课程。1960年,浙大设立“工程经济教研室”，为全校开设管理公共课。这个教研室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前身，教研室主要负责人就是洪鲲。在任教浙大30 年后，他于1978 年底退休。但母校需要时,他又挑起了带研究生的担子,继续为浙大培养人才。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于1993 年发文，给予洪鲲司局级离休待遇。
2000 年5 月，昔日的游击战友重逢于浙江大学。
左起 刘璧嘉（刘奎斗之女），刘奎斗，洪鲲，洪一新（洪鲲之子）
从上述洪鲲浙大求学时读书、抗战的一些经历往事，读者可以初略了解到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有这么一批“读书不忘救国”学子，他们既平凡，又伟大，他们为了抗战出生入死，为了强国发奋读书，他们抗日的英勇事迹应该留存在浙大校史的长卷中，镌刻在浙大后代学子的记忆里。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 周年，也是洪鲲诞辰100 周年，他浙大毕业75周年，特撰此文，以誌纪念。
（本文作者系洪鲲外甥、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钱永红）
欢迎关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