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天，蒋介石打垮了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福建政府”，红军领袖备感唇亡齿寒，追悔莫及。与红军领袖同感唇亡齿寒的，还有红军的劲敌、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剿共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此时，人称“南天王”的粤系军阀首领陈济棠更是兔死狐悲，余悸在心，惶恐不安。
陈济棠，广东人，字伯南。早年入同盟会，在粤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8年任粤军第四军军长，后官至一级陆军上将。这一军阶，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平坐。
陈济棠满脑子封建迷信意识，自信他之所以飞黄腾达，全是命里注定。陈的哥哥陈维周更是到处看风水，总想找一穴龙眠吉地来移葬他的母亲，以保佑陈济棠能取得蒋介石的天下。陈济棠很信他命带妻财，因为当连长时与莫秀英结婚以来，就一直官运亨通，说这完全是莫秀英的“八字相夫旺子”的体现。所以，陈很听莫秀英的话，连他修建的炮台，也要取名“秀英炮台”，取其吉利意头。
1929年春，陈济棠任第八路军总指挥，自打退了张发奎和桂系联军进犯后，统一了广东全省，并占据了梧州，扼制了广西唯一出海的咽喉。
1930年夏，蒋、冯、阎大战中原。陈济棠命部下蒋光鼐、蔡廷锴率两师之众，开进津浦线，帮助蒋介石，与阎锡山部作战。不久，又出平汉线，与冯玉祥大战。结果，两战皆胜。战事结束后，陈济棠部下又全部开往江西与红军对阵。蒋介石为笼络陈济棠替他牵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指定中央政府将粤税收入全部拨给陈济棠作军费。这样，“南天王”与蒋介石既有相互利用、相互勾结之时，又有相互猜疑、反目成仇之日。
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汤山，陈济棠等人愤慨万分。因为胡汉民和李济深本有师生之谊，而粤军将领，包括陈济棠等实权人物，多系李之旧部，与胡感情较深。不久，广州等地便掀起了反蒋高潮。
陈济棠于5月份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
5月27日，广州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李烈钧、唐生智等16人为国府委员，成立国民政府。第二天发表宣言，并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限其24小时内引退。后来，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下台。
蒋介石下台后，陈济棠等虽然宣布撤消广州的国民政府，但又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军事委员会”等机构，以“均权分治”为幌子，而行军阀割据之实，将广东搞成半独立状态。陈济棠的目的是控制这些机构，守住广东地盘，永踞“南天王”的“宝座”。
陈济棠自知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实力都不如蒋介石，又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居心叵测，对广东的“分庭抗礼”绝不会轻易放过。
因此，陈济棠对蒋介石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此时，蒋介石正倾尽全力对付赣南红军，无暇与陈对阵，便采取安抚政策，封陈济棠为“围剿”红军的“南路军总司令”。但陈并不愿替蒋介石卖命，只想保存实力。蒋因此骂陈“借寇自重”，但又无可奈何，广东局面于是得以暂时偏安。
自第五次“围剿”开始，蒋介石曾数次派员来粤央陈济棠出兵赣南围攻红军。陈意识到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用红军力量削弱甚或消灭粤军，实现“一石两鸟”的阴谋。
陈济棠的如意算盘是：赣南红军能拖住蒋介石的主力和隔断蒋介石从江西进攻广东之路，因此，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拥兵自重，保住地盘。但他又不能明目张胆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否则，蒋介石翻脸也不好惹，于是，只好对蒋耍起了阳奉阴违的策略。
陈济棠表面上“服从”蒋介石的调动，勉强派余汉谋军从粤北入赣南，独一师派一部出闽西，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蒋介石的饷械；暗地里又给红军送去一批子弹、药品、食盐、布匹等，对红军作出友好姿态。
1934年春，蒋介石嫡系部队李玉棠等部陈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构成威胁。尽管陈济棠撕破脸皮，连蔡廷锴最后一点血本——十九路军残部黄春和旅也缴了械，绝了蔡廷锴最后希望，但由于和蔡过去是上下级关系，犹觉隔墙有耳，芒刺在背。陈济棠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对蒋介石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恭顺表示了。
另外，陈济棠当时不断向外国买进大批原糖，在广东糖厂加工，冒称广东白砂糖，即当时社会上的所谓“无烟糖”。由于贴上国产的标签，“广东白糖”远销华北、华中等地，并得免重税而获巨利，这可说是明日张胆的营私漏税勾当。蒋介石对这一情况，除军事上施予威胁外，还取消粤糖免税办法，唯一交换条件，是要陈服从“中央”，同意增兵向赣南寻乌、会昌进攻，同时以发给战时补助相诱。
陈济棠在蒋的威逼利诱下，只好俯首贴耳，增添李扬敬纵队即第二纵队为骨干组成南路军，共投入6个师，1个重炮团的兵力，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
在这一带，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是苏区的主力部队。红二十二师是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人师和粤赣的地方部队升编组建的，师长程子华(后为周子昆)、政委方强(后为王开湘)、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刘道生，下辖三个团。对于敌人的进攻，红二十二师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就连陈济棠也为之惊叹不已，他说，“红军的勇敢善战、射击技术精良、构筑防御工事的巧妙”是没有想到的。
1934年4月初，陈济棠南路军第二纵队开始会攻筠门岭。4月上旬和中旬，红二十二师分别在澄江、岔口、盘古隘连续顽强作战。红军战士在交通要道和阵地前沿设置陷阱，在树丛中隐蔽特等射手，专门射击敌人的指挥官，打得敌人心惊胆颤。
陈济棠被打得恼羞成怒，又以第八师的两个团强攻盘古隘，先派两架飞机狂轰滥炸，接着用大炮轰击。红军修筑的碉堡工事几乎全被炸毁，不得不放弃盘古隘，退守筠门岭。
4月下旬，陈济棠又对筠门岭发起大规模进攻。红军指战员进行了英勇抵抗，仗打得很艰苦。筠门岭终被粤军占领，红二—十二师退守在筠门岭与会昌中间地带的站塘李官山一带。
陈济棠进攻筠门岭时，深惧驻粤东兵力抽调后，蒋介石嫡系乘虚突袭，便示意李扬敬夸大驻寻乌、筠门岭地区红军人数，向蒋虚报。在寻乌、筠门岭一带的红军约有4000人(包括地方武装)，李扬敬却虚报为1万多人。
此时，陈济棠又增调第二军第五师加入第二纵队，名为加强前线作战力量，实为增强粤东兵力，以防蒋军突袭。
陈济棠部攻占筠门岭后，蒋介石曾“传令嘉奖”，并令陈“再接再厉、直捣会昌城”，但陈济棠却按兵不动，裹足不前。这时期，陈济棠摆在粤东地区的兵力，几乎占了粤军全部兵力的一半。陈蒋勾心斗角的尖锐化暴露无遗。
鉴于蒋介石“中央军”屡遭歼灭的教训，以及红军行动迅速、难以摸清其真实情况等原因，陈济棠亲自为李扬敬制定了作战原则：“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
因此，李扬敬纵队每天行军不敢超过40华里，使到达目的地后有充足时间构筑防御工事，对付红军夜袭。李扬敬还令其部下速战速决，力求于当天结束战斗，避免夜战。
据李扬敬部的一位高级参谋回忆：该部计划虽以进攻会昌城为目的，但李扬敬等绝没有向会昌城进攻的企图准备，之所以加上“向会昌城进攻”等字句，乃是虚张声势，以欺骗和敷衍蒋介石。李扬敬曾说：“支票尽管开，付钱就要考虑了。”由此可见其用意。
占据筠门岭的李扬敬第七师认为：要巩固筠门岭，必须“扫荡”外围。他常派一个加强营编成的支队，向筠门岭外围地区“游击扫荡”，极其猖狂。后被红军伏击，全营被歼过半，营长亦被击毙。从此，第七师就长期龟缩在筠门岭防御范围内，不敢轻举妄动。
陈济棠郁郁寡欢，惶惶然不可终日：一方面，深惧蒋介石攻粤，丧失自己经营十载之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又怕红军乘虚反击，陷粤军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此时的陈济棠，真可谓：进亦忧，退亦忧，心中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白崇禧应邀献策
1934年春，陈济棠邀请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广西军副司令白崇禧从广西来粤，共商“防蒋防共”军事大计。
白崇禧，字健生，原国民党桂系领袖之一、一级陆军上将。曾先后担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北伐军参谋长、国防部长等高级职务，有“小诸葛”之称。
1926年3月，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为军长，白崇禧为参谋长，黄绍蛇为党代表。在北伐中，白崇禧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参谋长。
以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帮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反动政权，在平定广西和北伐诸役中屡建战功而自傲，不大听命于蒋。蒋在“四一二”政变后密令何应钦剿灭桂系。何考虑到当时蒋、桂力量不相上下，无成功把握，自己与白崇禧私人关系又不错，不想无故翻脸，故未执行剿灭计划。
1931年5月20日，白崇禧偕张发奎到广州，建议陈济棠争取汪精卫与蒋的中央分庭对抗。21日，两人又在香港做汪的工作。7天后，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九一八事变”爆发，宁粤议和。
1932年4月，白崇禧任广西绥靖副主任(李宗仁为主任)，提出“自卫、自活、自给”三大政策，极力巩固桂系力量和地盘。
这年夏，蒋介石督促“同床异梦”的白崇禧派一个师归余汉谋指挥，参加“围剿”中央苏区的战役。白崇禧指派第四十四师王赞斌率莫德宏、周元两个团参加。出发前，白一再告诫：“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围剿’，必须换回4个团的经费补给来，同时，你们也不能损伤一个兵、一支枪，这是主要原则。”
后来，广西部队参加“围剿”红军的兵力增加到4个团，防守地区扩大到安远、龙南、黔南、定南一带。
白崇禧应陈济棠邀请从广西来粤后，作了赣南之行，到赣州、南康、信丰、安远、筠门岭一线视察，前后共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
白崇禧回广东后，向陈济棠谈了此行的观感。陈随即召集各军参谋长以上的将官到司令部开会。
会上，白崇禧报告了此行的见闻，并分析了形势。白说：“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共产党的根据地逐步缩小。我在南康县跟信丰县之间的唐岗、信丰县与安远县之间的重石和版石，看见共产党的红军指挥官带着望远镜在那里观察。依我判断，共产党红军看见我们在公路上筑了这么多碉堡，不出半年，红军就要撤走的。”
白崇禧继续分析说：“如果共产党红军继续长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越缩越窄的失败危险；如果求生路，必须突围。”
陈济棠即席插话：“健生，依你看，共产党红军会选择哪个方向突围呢?”白说：“共产党红军这次撤退，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版石一带可人粤北。根据当时防军汇报，近日在上列韩坊、古陂等地，每隔10日左右，则发现有共产党军官乘骑，少者五六人，多者七八人，东张西望，用望远镜进行地形侦察。这很可能是共产党准备突围的迹象。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我估计在秋冬之间。那时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陈济棠听了白崇禧对视察情况的分析，非常信服。他采纳了白的良策，加强粤北的部署，将陈汉光的警卫旅、李汉魂的独立第三师、张达的第二军一部，先后布于粤汉线两侧，以备不测。
1934年仲夏，红军出动了一支部队，由赣南进入蓝山、嘉禾一带，对地形进行侦察。
这时，陈济棠的直属部队——驻广州近郊江村、高塘的警卫旅第二团，奉命紧急移防连县，作防堵红军入粤的部署。第一营开往东陂布防，监视蓝山方向；第二营开往星子布防，监视临武、嘉禾方向；团部直属队和第三营则驻连县城，作固守城防的部署。
在连县驻防了两个多月，警卫旅第二团于9月初奉命移至翁源，全团驻在通往江西全南的坝仔，其任务是防堵红军人粤。具体要求是，由坝仔到江西全南边境的二三十公里的公路，沿路纵深构筑散兵壕，并择要加筑机枪掩体。
那时，警卫旅第二团的指挥是少将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黄国梁。
据第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回忆，有一天，黄国梁团长感慨地对他说：“我与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同学几年，千万不要碰头打仗，兵戎相见。”
黄国梁与叶剑英昔日在云南讲武堂同窗，毕业后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服务。叶剑英先后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第八旅参谋长。北伐后期，叶剑英任新编第二师师长，黄国梁任顾祝同部第三师师长。蒋介石怀疑黄与白崇禧暗通，黄被撤职远走南洋。回国后，黄投效陈济棠，常常流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以及不愿与红军作战的情绪。
部下厌战、消极的情绪，陈济棠也早有耳闻，只是碍于敷衍蒋介石和保境，陈济棠也象征性地对红军发起一些微不足道的攻击。但此时，陈济棠对士兵情绪低落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
陈济棠在加强粤北布防的同时，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和红军作战，通过部下找到了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在广州做生意的内弟，要他担任同红军秘密联系的媒介，企望同红军和谈。
秘密联系沟通后，陈济棠向瑞金派出了一个信使。
有朋自南方来
1934年9月下旬，陈济棠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密函，派了一位信使前往瑞金。何长工称这位信使为徐参谋，朱德称这位信使为李君。究竟姓徐还是姓李，是同一个人一次到苏区，还是两个人二度到苏区，至今仍是个谜。
9月下旬的一天，苏区中央军委周恩来、朱德驻地——瑞金梅坑田心乡岩背村来了一个陌生人。他从头到脚一副商人模样：质地考究的长衫，别致的礼帽，锃亮的皮鞋。来人不与任何参谋、干事打招呼，便在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的陪同下，径直进了周恩来的房子。
不一会儿，李克农从屋里出来，传达周恩来的命令：没有紧急情况，任何人不得入内。
军委总部，原本就是个森严神秘之地，今天，这位神秘客人的到来更增添了这个“禁区”的神秘色彩。
“周主任。”来人——声称呼，打断了周恩来的沉思。
“周主任”是黄埔军校学生对周恩来的尊称。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来使是当年黄埔的学生。
“辛苦了，请坐!”周恩来握着使者的手，非常客气。
使者撩起长衫，从内衣里掏出陈济棠一封密函，双手呈给周恩来。
陈济棠密函的主要内容是：“我对贵党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为了协调双方关系，我决定派参谋长杨幼敏，师长黄旭初、黄质文3人为谈判代表团，建议你方最好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秘密谈判。现派信使前来商定谈判地点及其他有关事项。”
信使动身前，陈济棠单独召见了他并当面交待任务。陈反复叮嘱：“途中要小心，人在信在，千万不要误事。信一定要面交周恩来，速去速回。”
看完信，周恩来吩咐警卫员：“小范，快请朱总司令!”
不一会儿，朱德来到周恩来屋里。使者望着这位朴实且闻名已久的红军总司令，赶紧上前，双手握住朱德的手连声说：“久仰!久仰!”朱德亦热情地握着使者的手说：“欢迎!欢迎!”
一番客套之后，周恩来便嘱咐李克农安顿使者好好休息，等候信息。周恩来、朱德带着陈济棠的密函，先来到洋顾问李德的住处。
李德的住处，是一栋相当宽敞的民宅。这里住着李德，李德的中国妻子肖月华，翻译伍修权、王智涛及两个警卫员等。
周恩来、朱德进屋刚落座，便说：“陈济棠派来一信使，愿与红军讲和，不知顾问意下如何?”
对陈济棠这位红军南方战线头号敌人，李德并不陌生。是年6月，李德曾上粤赣前线视察，“南天王”陈济棠给李德留下了深刻记忆。李德《中国纪事》这样叙述此次前线之行：
国民党中央部队和湘军占领了永丰和兴国，准备从那里出发集中向宁都进展，同时粤军也开始积极活动了。省主席陈济棠显然很担心，因为蒋介石成功地通过苏区一直推进到广东边界，那他们的地盘也要受到威胁。我们在南线只有一些独立部队，因此军事委员会委托我和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到会昌作短期视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那里按老方法自发建造的半圆形工事根本不适用于防御的目的，最多只能成为敌人炮火目标。在那里作战的部队出于兵力不足特别是由于缺乏武器和训练，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能力进行富有希望的正规战争。以我们的主力来加强这些部队，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也不可能。此外，敌人即使在很小的战斗中也表现极为谨慎，近乎胆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指示军区指挥员，他们的任务是骚扰敌人，不断地破坏敌人进军，但不要使自己卷入真正的战斗。我们回去后，我也要这样向军事委员会汇报的。
不料，李德听完伍修权的翻译后，竟哈哈大笑起来：“和陈济棠谈判?和军阀合作?”
在李德眼里，这简直像天方夜谭，太不可思议了。军阀就是军阀，是凶恶的敌人，只能用枪、炮、刺刀和他们说话，怎么能跟他们携手御敌呢?
李德耸耸肩，摊开双手，作了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姿式。
一个连中国话都不懂的外国人，是很难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心理和独特的文化观念的，更何况高深莫测的中国兵法战略!周恩来、朱德见顾问不大理解，也不多言，遂起身告辞，去总书记博古住处。
博古心情相当不好。虽然5月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但共产国际迟迟未能批复这一战略计划。不得已，中央红军又跟蒋介石精锐嫡系顶起了牛：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中央红军的主力军团及独立师团又一次被拖住了，在9个战役方向进行着毫无意义的突击与消耗!
到了博古住处，周恩来简单地介绍了与陈济棠接触的一些情况和此次使者所携函件的主要内容。
博古仿佛若有所思，然而面部毫无反应。从心里说，博古对与陈济棠谈判，也不抱什么希望。
朱德见总书记不吭声，有些着急，直言道：“红都瑞金已陷重同。眼下，除南线局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面则越来越紧张。我们要利用蒋、陈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以减少红军突围时的损失。”
博古耐着性子听完，不冷不热地说了句：“陈济棠，不也是军阀吗?总司令，我们眼军阀打交道可是有教训的。”
显而易见，博古是指“福建政府”，即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之辈。
周恩来见博古是这样一个态度，很有些伤感：“如果我军及时截击、阻拦蒋介石嫡系部队入闽，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蔡廷锴不会那么快垮台。博古同志，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盟友，这个盟友不能再失去了。陈济棠拥护今年6月总司令和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有合作的基础。另外，从项英同志最近从赣南、粤赣前线发回的几个电报看，陈济棠是能够履行诺言的。”
博古见周恩来对和谈的态度坚决，便顺水推舟地说：“恩来呀，和陈济棠谈判的事，你就看着办吧!由你和总司令全权处理。”
尽管最高领导人博古和洋顾问李德对陈济棠表示怀疑，对于此次与陈和谈不感兴趣，但周恩来和朱德却非常重视。
周恩来和朱德从博古住处返回后，告诉陈济棠的信使，红军总部赞赏陈总司令的决策，准备派出代表团进行谈判，但需要保守秘密。同时，周恩来、朱德还与来使商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
朱总司令修书言和
1934年9月底，陈济棠信使从瑞金回到了粤军大本营广州，见到了“南天王”，呈上了朱德总司令给陈济棠的亲笔信。朱德提出了几条建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为了使红军主力从南线突围成功，调 动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在朱德总司令修书陈济棠言和之前的两个月，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军委曾抽调了主力红军一部，组建抗日先遣队北上，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宣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开展游击战争，吸引国民党主力。
这支部队，就是寻淮洲、乐少华、粟裕所率红军第七军团。7月4日，在宽阔的红军大学操场上，站列着一排排整齐的军队，衣着虽然褴褛，精神却饱满。军团长寻淮洲正统率着红七军团的数千名官兵接受苏区中央军委领导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检阅。
朱德总司令作了极为简单明了的讲话。他要求官兵坚决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英勇地为抗日、保护民族独立而顽强作战。随后，检阅红军官兵的中央领导人在前排转了一圈，即在早已放置好的板凳前合影留念。
阅兵前，博古、朱德、周恩来等对红七军团主要领导人当面交待任务：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国民党后方纵深地区出击，沿途广泛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唤起工农，以求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最后的目的是到达皖南，支援和发展皖南地区的革命斗争。
7月6日，当黄昏即将来临的时刻，红七军团6000余人向着北方出发了。部队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进至闽中地区。
在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的配合下，寻淮洲、粟裕部打下樟湖坂后即渡过闽江进入白区。正准备按原计划北上浙西去皖南时，苏区中央军委电令红七军团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水口4个营之守敌慑于红军声威，连夜逃走。8月1日，红军占领水口。这时，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
红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震惊。东路军“剿共”总司令蒋鼎文急忙从漳州飞抵福州，敌八十七师工敬久部奉命集中到福州和闽江上游堵截红军，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驰援福建。同时，福州的敌人也加强了戒备，凭借坚固的工事扼守。8月7日晚，红军向福州敌军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曾一度攻入福州城北关。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损失不少。最后，红军感到攻占福州无望，主动撤出战斗，准备向闽东转移。
从8月14日至月底半月之间，红七军闭在罗源、穆阳镇、浙江庆元地区三战三捷，又声威大振。蒋介石手忙脚乱，他一面命令四十九师由连江加速北上堵截，一面调“永绩”、“抚宁”两舰载海军陆战队在罗源湾登陆围攻罗源。
9月初，红七军团进入闽北苏区古楼一带。这时，苏区中央军委电令红七军团挺进浙西。遵照军委指示，红七军团于9月9日继续向北进发，9月15日至江(山)常(山)公路的大阵地区，并一度攻占浙江常山，歼灭部分守敌，9月17日，苏区中央军委电令红七军团以遂安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尔后再向浙皖边境的歙县、建德、兰溪、江山、屯溪地区发展……
兵不厌诈。朱德不愧是深谙中国古代兵法的大战略家、大军事家。红七军团寻淮洲、粟裕部尚在浙皖边境，朱德即称“已迫杭垣”。当然，朱德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指出“四川我部”如何如何，“贺龙部”如何如何，而“我主力乘其慌乱之际”又将如何如何。
不可否认，红七军团驰骋浙西，威胁南京，吸引敌人，的确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
就在此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李德、周恩来最高三人团已经最终决定中央红军除少数人留下外，其余全部向西进行战略大转移。转移的突破口，选择在南线。周恩来、朱德所期待的红军与“南天王”陈济棠的借道谈判，在炮火硝烟中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帷幕。潘汉年、何长工再度出使
1934年10月5日，周恩来、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室里等候潘汉年、何长工两位同志，他们将要承担一项特殊使命。
潘汉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前任“特命全权大使”。然而，这位“大使”已失业近一年。
一年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奉命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就抗日反蒋问题举行秘密谈判，并签订了协定，蒋光鼐、蔡廷锴希望共产党支持他们的“福建事变”。遗憾的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既不懂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又完全仰仗共产国际顾问的鼻息，结果失信违约，坐失良机。“福建政府”垮台，潘汉年不得已无功而返。
另一名谈判代表，即是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何长工。离开红五军团后，何长工首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培养了大批红军干部并获得苏区中央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此时，何长工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粤赣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粤赣军区，即离粤军最近的一个军区，何调粤赣军区半年多，对粤军情况很熟，无疑也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之一。
潘汉年、何长工同时喊着“报告”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很高兴地拍着他们的肩膀，让他们就座，并亲手给他们端上开水。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南天王’陈济棠已电约我们，在陈管区寻乌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蒋、陈之间的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的时局及党的统战政策，我们准备派你们两人去跟陈济棠的代表谈判。潘汉年同志任政治代表，何长工同志任军事代表，对方代表是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
接着，周恩来将“南天王”陈济棠的历史及现实处境、心态作了一番透彻的分析。介绍完情况，周恩来微笑着问潘、何两人：“情况大致如此，你们此行还有没有什么困难?”
潘、何表示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周恩来又郑重地说：“这是中央交给你们的重大任务，望你们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历次宣言和朱总司令《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的精神，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
在场的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嘱咐道：“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很有益处；当然，也要作好另一手准备，万一谈不成，你们要沉着灵活，应对局面。”
潘、何频频点头。周恩来交给他们一封朱德亲笔署名的介绍信，上面写着：“黄师长大鉴：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望予接洽为感!专此。顺致戎祺!朱德手启。10月5日。”
周恩来最后向何长工交待说：“如果用电报通知你，说你喂的鸽子飞了，你们就赶快回来，我会派一名干部在会昌等你们。”
潘、何郑重地接受了任务，与周恩来、叶剑英握手告别。
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斯文儒雅的潘汉年看看自己，又看看身材魁梧的何长工，禁不住笑道：“你看我们这副打扮是大学教授还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何长工笑着说：“当然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呀。我们是去做一笔大生意嘛。”
在暮霭沉沉的黄昏，潘汉年、何长工赶到了约定地点——会昌白埠。
这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五大三粗的连长严直是个爽快人，一见面就悄声说：“何先生，咱不打了，两家和好算了。打败了你们，我们也捞不到什么；打败了我们，你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
何长工爽朗大笑，说：“要吃甘蔗，我们瑞金、会昌有的是，何必跑到广东去?”
潘汉年则说：“广东甘蔗我吃过，好像并不比瑞金的更甜。欢迎严连长去我们那里作客，甘蔗还是有得吃。”
一番话，说得严连长哈哈大笑，连忙吩咐安排两乘四人抬的轿子，亲自为潘、何掀开帘子，拱手说：“二位请上轿。”
潘汉年朝何长工灿然一笑：“咱们这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
何长工接着：“确切一点说，应该是男子汉坐轿——头一回。”
何、潘二人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严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
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寻乌罗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
为此，严旅长专门指派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
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
陈部代表杨幼敏握着潘汉年的手说：“久仰!久仰!”
韩宗盛也握住何长工的手说：“幸会!幸会!”
潘汉年笑着说：“看来我们缘分不浅啊。 ”
杨幼敏马上接口说：“能认识潘先生、何先生，实乃三生有幸。”
何长工反客为主：“我们是行伍出身的粗人，不会说客套话，我看还是坦诚相见好。来，诸位请上座。”
潘汉年配合默契：“对对对，我们带来了九龙茶。想必杨、韩二位先生是品茶行家，来尝尝这茶的味道。”
四人终于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大聊茶道。潘汉年侃侃而谈，何长工借机引入正题。潘、何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陈济棠的代表就停止作战、解除封锁、恢复贸易、恢复通讯联络、互通情报及抗日反蒋等事项进行了反复商谈。双方各自提出了建议和条件。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而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当谈判进入到逐条确定时，周恩来发来了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刁滑世故的杨幼敏非常敏感，立即询问：“何先生，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
何长工机灵地答道：“不是，这是说我们和谈成功了。和平鸽子飞上了天，表示祝贺之意。”
听起来，合情合理，对方代表见何长工镇定如常，从容平缓，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何长工、潘汉年待五项条款一确定，马 上结束谈判，匆匆离开罗塘镇，返回会昌。陈济棠部派了一个骑兵连，一直护送何、潘到筠门岭以北的一座小木桥边。
潘汉年、何长工两人赶到会昌时，周恩来派来的干部已在此等候，并留下周恩来写的条子：长工，我在于都等你们。
潘汉年、何长工没有在会昌停留，连夜赶到于都，向周恩来详细地汇报了谈判的情况。
周恩来得知谈判成功，非常高兴地拍着他们的肩膀称赞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对于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也就是说，这将使中央可以正式确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
重重封锁线上的神秘通道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军团秘密集结在于都城，作突围准备。
于都河是红军突围转移必须渡过的第一条大河。为了确保红军顺利渡河，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在于都河畔指挥架设浮桥。于都人民全力以赴，将沿街店铺和祠堂大屋的门板都卸下来铺垫在浮桥上，有些群众甚至主动拆下房子里的木料，送给红军架桥。一到傍晚，于都河畔灯火通明，军民同心，仅4天时间，就架起了5座浮桥。
这时，蒋介石获得了红军主力有突围迹象的紧急情报。为了阻止红军西进，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在红军通往湘西的征途上，设置了4道军事封锁线，企图阻击和消灭中央红军。
第一道封锁线设置在江西安远至信丰之间，主要由广东的陈济棠部扼守；第二道封锁线设置在湖南攸县至广东韶关之间，主要由湖南军阀何键部扼守；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粤汉铁路的衡阳至东昌之间，由何键、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第四道封锁线设置在广西的兴安至金州之间，并以湘江为天然屏障，主要由湘桂军共同驻守。
1934年10月下旬，蒋介石多次命令陈济棠阻截红军突围转移，说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侵广东，而是突围西进。
为了应付蒋介石的命令，陈济棠把自己的军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主力，以集结为主，如果发生战斗，便于调动以应付突然情况；另一部分是派出部分部队，分驻各地，虚张声势，万一遭到红军袭击，损失也不大。
这样，既可以表示对蒋介石的服从和拥护，又可以避免同红军打硬仗，相机转移，以免遭到严重损失。根据这一指导思想，陈济棠派兵构筑了第一道封锁线，以其第二纵队李扬敬部驻守会昌一带，派其第五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桢坐镇筠门岭；以其第一纵队余汉谋部驻信丰和安远、赣州到南康之间，其第一师在安西，第二师在信丰，第四师驻赣州、南康，独立旅在安远。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8．6万余人，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突围转移。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分头渡河集结。
中央“红星”纵队(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是中央领导机关部属编组而成的，于18日傍晚从于都县城东门渡过于都河，经利村、上坪，到达安远合头一带集结。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领导，如博古、周恩来、李德、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都编入此纵队。
根据同陈济棠的代表秘密谈判所达成的“互相借道”的协议，红军总部派人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陈济棠执行了秘密协议，在红军行动方向上，让出了一条40华里的神秘通道，同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出击不准开枪”。
10月20日，中革军委在于都祁禄山下达了突围命令，命令部队在安远信丰间的新陂、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等地突出重围。具体部署是：
红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五军团殿后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由于部队携带了大批辎重，把电台的发电机、蓄电池和野战医院的X光机、印刷机和制造机械的笨重机器，甚至十余人才能抬得动的小山炮，都统统带上，以致人马负担沉重，行动迟缓，几万人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
10月21日，红军主力在江西的安远、信丰之间发起突围战斗。粤军基本上采取让道的方针，朝天放枪，边打边撤，使红军较为顺利突破了蒋介石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情报后，大为惘然，原以为红军的行动方向定会从赣南人湘南或入湘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不会以“不利之路”的粤北作为转移的突破口。红军的行动完全打乱了他的阵脚。蒋介石即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键两部火速出兵，予以阻截；下令江西、湖南境内所有航空队全体出动，协同作战，妄图把红军堵截在第二、三道封锁线内，予以全歼。
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还颁布了赏格：“生擒朱德、毛泽东者，赏洋10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5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献者，各赏洋1万元。”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即向湖南、广东边境前进。10月27日，中革军委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
这时，陈济棠令北区绥靖主任、韶关战区司令李汉魂率独三师、独立警卫旅等部到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
在设防中，李对其下属军官说明：“粤军已同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让出红军西进道路。你们要加倍小心，认真执行协议。敌不向我射击，我不开枪；敌不向我袭击，我不出击，要作为战场纪律执行。”
独立第三师、警卫旅各部抵达乐昌、仁化一线后，主力布于百顺、二塘一线之南。叶剑英的同窗、警卫旅少将副旅长黄国梁还把一些平日憎恨共产党的军官留在韶关，不让他们上前线。
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连当时的《国闻周报》在“一周简评”中也深有感慨地写道：“我们最担心的是粤军与中央军不统一的弱点被匪利用，现在匪部果然突破此线，由赣粤边境西窜。这真是一个绝大的遗憾。”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11月6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颁布紧急“堵剿”电令。该电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据此对“堵剿”红军作了具体部署，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
红军在敌军兵力尚未完全调集之际，立即一面攻郴县，钳制湘敌，一面进占宜章，阻拒粤敌，主力则从中突破，向嘉禾、临武进军。13日，红军一举占领宜章县；15日，攻克临武县城。而且，红军也认真执行谈判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湘、赣边西进。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方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不到一个月，红军迅速突破了蒋介石精心构织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终于觉察到陈济棠拥兵自保的企图。蒋急令手下发去一封责电，措辞甚是严厉：“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唯恐日后难以向老蒋“交帐”，于是迅速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所有文件，令叶肇、李汉魂、李振球等师，分头沿乐昌唐村、坪石尾追红军人湘。
对蒋介石的严斥电，陈济棠也批了一句：“此件发至团长。至要!”
据陈济棠的一位高级幕僚李洁之后来称：“当时，陈济棠在广东梅县、五华、韶关及江西赣州、大余等地，均建有机场，共有70多架飞机，而他仅派了侦察机对中央苏区进行侦察，并未出动战斗机。如果陈济棠出动大量飞机的话，红军是吃不消的，伤亡一定会大得多。”
蒋介石行营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则抱怨说：“自从红军突围后，追堵部队谁也不愿猛追强堵，怕接近红军，被红军反击，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
长期以来，粤赣谈判并不为世人所知，非但谈判的最高主持人周恩来、朱德、陈济棠滴水不漏，就是粤军师长黄任寰、杨幼敏也守口如瓶，直至1982年，何长工回忆录《难忘的岁月》问世，展示了朱德总司令手令的手迹，这段历史才大白于天下。
长征前夕中央红军与粤军的借道谈判及其尽人皆知的功效，再一次印证了《孙子兵法·谋攻篇》里的一段话：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诈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摘自：《同舟共进》 作者：汤静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