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三季度，我国同比增长了4.9%，同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80%，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却从疫情前的8%下降至5.5%。
今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就是鼓励消费，从“稳外资”到各种“国补”、新能源车补，大型设备以旧换新，最终的本质其实都是鼓励消费。
消费多了，企业的营收才能够起来，营收多了，员工的收入才会上涨，投资才会增加，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但秉持着“先富带动后富”的原则，当下的鼓励消费浪潮下，我们也应该先鼓励有消费能力的去消费。
我国的财富分配结构事实上已经呈现“倒金字塔”特征，占总人口20%的高收入群体掌握着67%的居民总资产，但其消费倾向却仅为42%，远低于美国同阶层62%的水平。
当普通人在“三座大山”下不得不压缩开支的时候，富人群体每年新增的18万亿可投资资产却在银行理财中沉睡，激活这个占居民总储蓄58%的财富蓄水池，才是破解当下消费乏力的关键密码。
《202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我国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的高净值人士已达316万人，其持有的67万亿金融资产，相当于全国居民存款总额的65%。
另一方面，根据西南财大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后50%的家庭人均月消费不足1500元，这种分化也导致消费市场折射冰火两重天。
一边是SKP商场单日销售额突破10亿，另一边则是年度活跃买家突破8亿。
富人消费倾向的持续走低形成了财富黑洞。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前20%群体的消费倾向较2015年下降12个百分点，年均少消费了4.8万亿元。
波士顿咨询研究揭示，我国高净值人群将58%的可投资资产配置于现金及固收产品，而这个比例在美国仅为32%。
这种偏向于保守的资产配置策略，也让每年约15万亿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里空转。
消费动能的代际衰减，正在加速。我国80后、90后新富群体展现出与传统富豪截然不同的消费特征：胡润研究院调查显示，45岁以下高净值人群消费倾向比55岁以上群体低18个百分点，他们更倾向于把资金投入虚拟货币、私募基金等非消费领域。
这种代际转变，也让财富向消费的转化效率持续降低。
在90年代的日本人口红利消失后，也迎来了类似的叙事。日本社会学家大前研一曾在书中批评日本老年群体不知道消费，只知道储蓄投资。
消费随着一个群体的变老，自然会开始下降，当资产无法被转化为消费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就会减弱，并最终拖累经济的增长。
最终，这个情况甚至还等到这一批人彻底老去，财富才会开始代际传递，消费才会转好。
而高端消费对经济转型的乘数效应，也让鼓励富人消费带来的边际效益更强。
麦肯锡测算显示，奢侈品消费每增加1元，可带动上下游产业链3.2元的产值。法国的发展经验也印证了这一点。
占法国GDP3%的奢侈品行业创造了150万个就业岗位，相当于制造业同等产值就业量的3倍。
目前我国奢侈品消费占全球38%，但其中60%都发生在境外，若能够将半数消费留在国内，每年就可新增就业岗位120万个。
除此之外，富人消费还是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Model S在华平均车主年龄为35岁，比美国年轻了10岁，这些高净值人群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也直接推动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升级。
根据波士顿咨询研究显示，高净值人群在高端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消费支出，正在催生超过20个新兴服务业细分市场。
财富流动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当1990年泡沫破裂后，日本前10%的富人消费倾向从55%骤降至38%，直接导致日本消费出现了长久的停滞。
反观美国，由于前1%的人群消费占全国个人消费支出15%，有效维持了经济活力。
激活这部分富有群体的消费，不仅仅可以促进就业增加税收，还能够一步步传导到不同行业，进一步盘活整个消费大盘。
先富带动后富，先消费其实也可以带动后消费。
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刺激富人消费呢？
首先就是税收杠杆，可能需要去精准调节。
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是45%，这个数字已经远高于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加坡（24%），最终这可能会导致高收入群体通过离岸架构来规避。
另外我们还可以借鉴英国的“差异化消费税”，对游艇、私人飞机等高端消费降低增值税，同时又将个税最高档适时降低，形成“消费优惠、持有成本增加”的组合拳。
另外对财富预期管理也至关重要。
央行曾调查显示，75%的高净值人群担忧财产安全性导致消费意愿受损，可以加快推进房产税、遗产税，建立过渡期等缓冲机制，同时扩大自贸区离岸金融试点，允许设立家族信托、慈善基金等管理工具。
新加坡的经验表明，明确的财富管理规则可以让高净值人群消费倾向提升40%。
鼓励高净值人群消费，可以激活经济循环的关键枢纽；通过构建消费引导、产业升级、就业扩大、财富流动的良性循环，我们不仅能够释放出数十万亿级别的消费潜能，还能够塑造社会财富流动的健康生态。
只有有了消费，货币的流动速度加快，那么整个宏观的GDP，增长才会更好。
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只有鼓励让有消费能力的人大肆消费，才能够真正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