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的未来并非一成不变，今天采取的措施和行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明天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流动迁徙轨迹。要客观认识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机会转型，人口规模、结构、素质、迁移、分布变动，从来就不是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外在要素，而是内生要素和基础性要素。

本文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在“人口负增长早期的新人口机会”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文章来源于“老龄与未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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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背景与概念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寿化和少子化持续并进。人口发展规律所指，长期低生育率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负增长，长寿化和少子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是百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最大的灰犀牛，引发人口全要素与经济社会变革交织联动，将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需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

面对我国人口长寿化和少子化的现象。从少子化角度看，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相当于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达到6以上，而2022年仅为1.3。毫无疑问中国已经进入了全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从长寿化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1950年初期约为43岁，现如今已经超过78岁。可以说，少子化和长寿化是我国未来中长期人口发展的大背景。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内生性要素和基础性要素。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当然，人口在经济社会中的投入以劳动力形式出现。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论观点流行，我认为，如果说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和能动性的人口要素在经济发展要素中已经消失，那么发展是为了谁，又有谁去推动发展呢？于是，我们溯源到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源上去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人口红利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是西方学者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是创造的，这个概念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人口机会，另一个是人口红利。其中人口机会是人口学的概念，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条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人口机会绝对不会自动地转化成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经济学概念，是由人口机会转化而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产出，比如GDP、国民收入等。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化为人口红利，中介因素或者转化机制是与人口机会匹配的经济社会决策和环境。如果人口机会不能有效转化为人口红利，那是人口机会的浪费，绝对不是人口红利消失。可以说，人口发展的不同阶段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同的人口机会，必须高度重视人口机会的转型，我主张“人口红利转型论”，我反对“人口红利消失论”。

促进人口红利实现的政策干预因素包括健康因素、教育因素、社会治理因素、经济因素等，这些因素如果能够和人口结构性变化创造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机会相匹配的话，人口的有利条件便能转化成为经济产出。因此，在讨论人口红利时，要十分注意避免将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两个概念相混淆。

二、人口负增长大势已定

202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中国人口数据，出生人口956万，死亡人口1047万，净增长人口是-85万。中国人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是除了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遭遇过的人口负增长以外，首次出现的自然状态下的人口负增长。1960年代初期的负增长是由死亡率突变驱动的，自然灾害导致死亡率异常变化超过出生率而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但是现阶段的人口负增长则是由生育率主导，是在低死亡率背景下，出现的生育率更低的现象，从而导致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可以称之为趋势性人口负增长，这与灾难性变化有较大区别。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灾难性导致的人口负增长都是短暂的，以死亡率主导为主，灾难平息后，导致死亡率异常升高的因素消失，人口会马上回归到灾难前的变动轨迹上。而生育性主导的人口负增长一旦形成后，短期之内将很难实现逆转。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1997年，中国人口最后一次出现年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人以上，然后持续减少，2010年，出生人口减至1592万人。随着生育间隔的取消、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2011年至2017年的年平均出生人口升至1819万人，创造了一个小的人口出生高峰，但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2018年又降至1523万人，并一直下跌，2022年出生人口不足1000万人，尽管三孩政策已经实施，但目前尚未显现出实际效果。另外，疫情的发生，无论是疾病本身还是疫情对人未来预期的改变对生育率而言都具有较大影响。中国的出生人口是否会在疫情结束之后出现反弹，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本人认为会出现反弹，但并不能指望反弹的力量能有多大。可以说，2022年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从阶段上来说仍然属于人口零增长的阶段。未来两三年出生人口数或许会有小幅度增加，但是否能够超过死亡人口数量需要拭目以待。总之，中国常态化的、稳定的、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大趋势已经确定，这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我们通过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的大趋势能够看到， 从新中国成立到2022年期间，我国经历的是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双双下降，即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两股驱动力量相向而行，促成人口减速增长，直至负增长。2022年以后，死亡率不断上升，但生育率、出生率继续保持相对较低的程度，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出生率和死亡率变成了相背而行，维持和深化人口增长过程。

过去四十年，我国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在此过程中外生性生育政策和内生性经济社会发展的两股力量，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低生育率，并且过去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从今往后，内生性经济社会要素继续指向低生育率，而外生性的生育政策因素在不断地放开，鼓励人们生育。这两种力量从相向相辅变成为相背相左。所以，未来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应该说至少不会像过去降低生育率时的生育率政策所显现出的效果好。这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的动力机制，实际上已经难以更改。从每年净增人口变化看，从1950年到2100年的150年间，2022年之前我国绝大多数年份的净增人口保持在1000万人以上，但整体呈现不断减少趋势，2022年以后人口净增加由正转负，开始净减少。进一步观察，2022-2050年的人口减少属于早期温和期，年净减少人口数量逐步年递增，2050年约为-800万人左右；2050-2100年年净减少人口逐渐增至1000万人以上，呈现出负增长远期的剧烈变动期。

三、未来30年，宏观人口形势基本面

（一）规模上，人口规模巨大是首要特征

定位在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约30年时期，也就是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人口数量、结构、素质、迁移流动和分布呈现出新的人口机会。

联合国人口理事会在《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中，对所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九个方案的人口预测，其中包括低方案、中方案、高方案。就中国而言，高方案是指中国人从现阶段平均生育1.3个孩子，逐渐增加，2050年升至1.8个孩子，2100年达到2个孩子，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天花板方案。中方案是指在现阶段基础上缓慢提升生育率，2050年平均生育1.4个孩子，2100年达到1.5个孩子，实现微弱的增长。低方案是指生育率在现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减少，2050年降到0.9个孩子，2100年平均生育1个孩子，这是一个超低生育率的警告性方案。预测结果显示，2050年，低方案的中国人口约为12.2亿人，相比现在减少约14%，中方案约为13.1亿人，相比现在减少7%，高方案约为14.1亿人，相比现在几乎没有变化。如果进一步对比2050年和2100年的人口预测数据，2100年高方案的中国人口为11.5亿人，中方案为7.7亿人，而低方案仅为4.9人，相比2050年各自减少月18%、42%和60%的人口。可以看出，不同方案在本世纪后半期（负增长远期阶段）和未来30年（负增长早期阶段）显现出的人口变动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这只是人口数量的变化，如果把人口结构变化也作为考量的因素，那么不同方案间的老年人口和比例、劳动年龄人口及其比例等都将表现出巨大差距。不管怎样，即便生育率下降速度加快，未来30年，人口规模巨大依然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首要特征，中国仍然是全球人口数量达到10亿级以上的两个国家之一。所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市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1、全球看，印度即将成为第一人口大国

中国人口负增长之时，也是印度人口总量超过中国之日。根据联合国测算，2023年4月，印度将会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随后印度人口将持续增长至21世纪60年代的峰值17亿左右。中国人口则会继续减少，将于本世纪末期减少到7.7亿人，届时印度的人口数量约为15亿人。对此，有人表示两个国家的未来相比，印度将更具有人口红利。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印度在未来确实拥有更多的人口机会，但是否能够转化为人口红利并且实现经济产出，取决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出台、落实的情况。

2、国内看，人口负增长区域由点及面扩大

从人口自然变动看，上海是中国第一个出现户籍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的省份，1993年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开始负增长并一直持续至今，但是至今为止，上海的常住人口仍然不断增加。外来人口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注入了无限活力，是保持城市人口扩大的生力军。1993年上海成为第一个户籍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的省份，2021年，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已经有13个省份出现了人口的自然变动负增长，也就是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累计覆盖约6亿人口，占全中国总人口的42.2%。同一年，受到迁移流动人口的影响，16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累计覆盖6.5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46.2%。也就是说，2021年已经有一半左右的省份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未来这种数量上的变化还将持续。

（二）结构上，老龄化社会向深度老龄社会转型

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相互交织，人口负增长将加剧人口老龄化进程，老龄化社会快速向深度老龄社会转型。从人口预测看，越接近现在，人口负增长的时间越提前，人口总量越低，对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预测结果越剧烈。中国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老年人口为1.3亿人。2020年，老年人口数量约为2.6亿，2025年将超过3亿，2033年将超过4亿，2054年将达到最高峰值5.2亿。随后老年人口开始减少，到21世纪末期仍然拥有3.6亿的老年人口。老龄化水平而言，2020年为18.7%，2024年超过20%，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社会，预计2035年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社会。2054年老年人口达到峰值时，老龄化水平超过40%，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但是40%的老年人口比重并不会停止，直至2080年左右龄人口比重将达到48%以上，近半数人口为老年人口，这是中方案的预测结果。如果说生育率持续走低，按照低方案预测，那么208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将达到62%，生育率越低，老龄化水平越高。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整体的年龄结构变化，不能只盯着老年人口及其比重，要看全龄人口，劳动力人口，少年儿童人口都在其中，人人都在其中。

1、劳动年龄人口缩减，但供给规模依然丰盈

从劳动力人口看，劳动年龄人口虽然在缩减，稀缺性增大，但是供给的规模依然丰盈。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于10年前达到峰值，2011年峰值为9.3亿。2011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是攀升式增长向峰值迈进的高原期；2011年以后，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是从峰值向下行的高原期。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劳动力人口从8.9亿人减至6.5亿人，从全球看，2050年以前，我国在任何时点上的劳动力数量规模均大于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之和。

虽然劳动力的稀缺性在增强，但是开发人力资源的机会依然存在，只是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出现了弱化现象。

2、人口负增长早期的低龄老龄化特征显著

未来30年间，无论是老年人口数量还是老龄化水平都会增加一倍。但是在此过程中，如果把老年人口分成60-69岁的低龄老人、70-79岁的中龄老人、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来看，会发现60-69岁的低龄老人恰恰处在快速增长期，将从1.5亿增长到2.1亿，呈现低龄老龄化特征。2050年后开始不断减少，2075年减少至1.6亿，21世纪末期减少到不满1亿。国家提出的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实施渐进式的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最有可能成为目标群体的就是低龄老年人，并且这类人群在未来30人持续增加，给中国创造了延迟退休，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等机会窗口期。这种机会短暂而弥足珍贵，转瞬即逝，21世纪后半叶中国将呈现高龄老龄化特征。

3、“养小”为主转向“养老”为主木已成舟

2020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为2.53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老年人口数量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少儿抚养比为28.3（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100，下同），老年抚养比为29.5，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养“老”的负担反超养“小”的负担，且养老的负担越来越重。交汇期在2021年，两者均为28。之后少儿抚养比基本稳定在20左右，老年抚养比到2051年将增长至80左右，总抚养比超过100；2073年，老年抚养比将达到100，总抚养比将超过120；2080年老年抚养比约为117，总抚养比将超过140。另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从社会公共支出角度看，“养老”的人均支出数倍于“养小”的人均支出。所以，未来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长期照护、老年服务等一系列的公共支出会直线上涨，“养老”和“养小”的反转，实际上会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公共支出。

（三）质量上，人力资源大国正在转向人力资本大国

目前在人口负增长的条件下，很多人在担忧人口负增长是否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危机，但实际上我们将面临人口大国与人口强国的问题。人口强国虽然包括人力资源的强大，但是更要看人力资本的持续加大，才能称之为人口强国。改革以来，我国健康、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可以说是质的飞跃。从平均预期寿命看，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不足68岁，现在已经达到78岁以上。从新生儿，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以及孕产妇死亡率等联合国衡量一个国家健康状况的核心指标可以看到，我国均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健康相对较好的状态。从教育水平看，2021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57.8%，已经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与改革开放初期1982年人口普查相比，我国文盲人口从2.3亿减少到3800万，文盲率从22.8%降到2.7%，而且从人口结构看，目前的文盲人口基本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15岁及以上的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龄从5.3年增长到9.9年。从大学受教育人口看，根据教育部统计，2021年，我们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累计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同样指标在1982年时，为625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6%。短短40年间从占总人口比重不到1%增长到17%，可以说是巨大的提升。2022年，高等教育毕业人口，包括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累计1076万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毕业人口接近500万人，也就是说具有中、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口数量每年新增1500万人左右。健康状况的改善，教育的突飞猛进为我国成为人力资本大国奠定了雄厚基础。

（四）空间上，人口迁移流动活跃，城镇化水平攀升

中国的农村人口在1995年达到最高峰值8.8亿，随后就进入负增长通道。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不到5亿，而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已经超过9亿，城镇化水平超过65%。如果按照未来的规划，2030年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2050年将达到75%—80%，农村人口还将净减少1.7-1.8亿人左右，城市人口将净增加7000万-8000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盘活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同时从劳动力本身来说也改善了劳动力自身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相对封闭、要素静止的乡土中国正在向一个开放，要素不断活跃的城镇中国转型，这个转型对于我们国家二元体制，以及在二元体制之上所构建的社会管理、社会福利、社会治理体系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对整个国家治理以及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道路都提出双向挑战。

（五）政策上，全面转向积极生育政策措施

从政策上看，我国逐渐从紧缩型的生育政策走向积极生育政策或宽松型生育政策。1971年，中国开始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提出“晚、稀、少”生育政策，即晚婚晚育、拉开间隔生、少生。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4年，生育政策调整为“城镇一孩、农村一孩半，部分二孩，少数民族更加宽松”。2002年，以吉林省为开端，各省开始陆续取消生育间隔。2013年底，二孩政策放开。2015年底，全面两孩政策放开。2021年6月，三孩政策放开。

从法律上看，从1970年代至今，计划生育列为国家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写入《宪法》，《人口和计划生育法》颁布并修改2次，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人口问题的决定、意见、建议共7个，指导不同时期的人口战略和生育政策，引导着整个人口的发展方向。如何全面地评价它呢？以2013年为界，之前是逐步紧缩的生育政策，之后开始逐步宽松生育政策。事实上，2021年8月，根据三孩政策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做了第二次修订，修订最大的两个亮点，一是放弃所有的生育处罚措施，二是明确提出构建积极的生育政策措施。随后，31个省级行政单位均修订了省级《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地方性法规，纷纷出台了积极的生育措施。从经济鼓励、时间支持、技术保障、优质服务以及生育友好环境的塑造这些方面，出台了诸多政策和措施。2022年10月份，在各个省的优惠政策纷纷出台的情况下，党的二十大又明确提出要“建立生育政策支持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必将形成新一轮系统化、规划化的生育支持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希望能够对生育率回升产生积极作用。

四、新人口红利的认识

第一，秉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的原则。科学认识。任何一个人口问题都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挑战也有机会。既不能夸大机会，也不要放大问题，要正确认识。从总体上看，既不能陷入人口决定论的谬误，同时也要避免陷入人口虚无主义的状态。从人口负增长宣布至今，整体上的舆论对于人口负增长未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是夸大的，负面化声音居多。我们常说的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实际上是人口长寿化、人口少子化的人口规律性的结果，是一种人口现象。是否成为一个问题则是需要和经济社会要素交织组合，如果经济社会不能适应新的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的情景一定会成为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不会在人口领域中得到解决，一定要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统筹应对。主动适应。人们谈及负增长、老龄化等话题时，往往第一个想到的是如何扭转局面。其实，适应很重要，既然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已经常态化，就一定要先去适应，适应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就是寻求机会、利用机会、开发机会的过程。只有做到了科学认识和主动适应，才能更好地、更积极地应对，才能正确考量哪些挑战和困难是必须面对的，哪些方面是有可能改善的。

第二，讨论中国人口负增长，一定要区分阶段性。未来30年的人口负增长变化是温柔的，但是30年之后的人口负增长变化一定是剧烈的，而100年以后的人口负增长将会更加剧烈。这个前提是依然保持1.5的生育率或1.3的生育率或1的生育率。联合国在2004年曾经做过一个研究“2300年的世界人口”。这个研究设定三个方案，如果生育率分别保持在2.35、2.05、1.85，世界人口将会呈现怎样超长周期的的结果。研究数据显示，当生育率为2.35时，300年后的世界人口将达到360亿人。生育率为2.05时，未来200年、300年将会保持在80-90亿人之间。如果生育率为1.85，300年后世界人口将仅为23亿人，不足目前的1/3。就中国而言，如果按照生育率水平1.3运行300年，并且假设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寿命在300年能达到100岁，21世纪末期我国人口约为4亿人，2200年将减少不足2亿人，2300年仅为4000万人左右。所以，低生育率，尤其超低生育率和长周期的组合绝对不容忽视，超低生育率叠加长周期那将是人类的灾难。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是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是温和的，远期阶段是剧烈的。二是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近忧较少，人口负增长的远期阶段远虑非常大。但是，我们要从现在开始着手解决低生育率问题，要有超前意识和远视目光。

第三，人口负增长相对于发展而言就是硬币的两个面，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超低生育率的挑战，国际社会研究生育率时提出最低低生育率概念，最低低生育率的阈值是1.3，如果生育率达到1.3或低于1.3，就称之为进入超低生育率阶段。根据相关统计，2020年，我国人口生育率为1.3，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低的生育率国家和地区之一。从国际经验看，过去四五十年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在致力于提升生育率，但至今找不到特别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说提升生育率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也是一个见效很慢的事，会消耗巨大成本的事，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社会成本、政策成本、情感成本，非常昂贵。未来，中国人的生活条件、现代化水平、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在内生性继续指向低生育率的背景之下，依靠生育政策外生性变量是否能够有效提升生育率，值得期待，要持之以恒。

第四，超级老龄社会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的，经济、社会、民生、家庭、代际关系等，时刻存在。

从经济方面看，一是劳动力稀缺性增强，劳动力价格上升。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依然庞大，但是过去四十年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型优势已经越来越弱了，劳动力价格上升，经济潜在的增长率是下行的。近年，大量的企业在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转移，就是证明。二是经济总量有限。国家经济的盘子并不是无限大，老年人口比重从现在约20%，最后将增长到40%以上。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障金、养老保障金、长期照护保障以及商业保险等资本金市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盘子有限的情况下，资本金市场占的比重越大用于实体经济的资金将越少，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市场的矛盾凸显。同时涉老各项公共资金的运作、保值、安全等，还会增加金融系统的风险。

从代际关系看，人们常说养老是要让老年人老有所养，比如社会养老保障金，长期照护，老年服务等的接受者都是老年人，那么谁是供给者？当然是现在的年轻人，将导致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代际关系愈发紧张，以及包括潜在的养老关系，潜在的社会保障金缴费和领费的关系，潜在的长期照料保险的缴费和领费的关系等。社会矛盾、代际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

从资源环境看，有人认为人口数量减少会带来资源环境与人口数量的紧张关系的缓解。但是中国式现代化是有标准的，人均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比如，与2015年比较，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了7.5%，人均肉类消费量增加24.4%；人均生活能源消费比1983年增加326%。总之，人口数量的下降会带来资源环境的人口数量压力的减轻，但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会带来资源合计的人口质量的压力继续加大。

共同富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从过去的工业化国家走向现阶段的现代化国家是一种串联的方式，渐次走过工业社会、现代农业、科技社会、数字社会。而中国是工业化、现代农业、数字化、科技化一并出现，呈现并联式特点。面对共同富裕的目标，一方面我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追赶达标；另一方面我国人群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省际之间等均存在较大差异，还需要弥合差距，是双足并行，艰巨性和复杂性更大。

婚姻家庭变化的挑战。一般情况，家庭最基本的单元是一夫一妻和至少一个孩子，共三人。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20年，我国户均人数为2.62人，已不足3人。目前，单身、丁克、被丁克、独生子女、单亲家庭以及部分性少数人群都在增多，而且越来越被被社会所包容。

第五，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化为人口红利，实现人口机会向人口红利的转化，需要经济社会正确决策的加持。人口机会与人口红利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达，就是“人口机会+政策环境=人口红利”，没有政策环境的正确加持，人口机会仅仅就是一个机会而已，绝对不会自动变成人口红利。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40余年，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提供了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价格低廉，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源人口机会基础。在经济社会决策方面，坚持对外开放，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劳动力自由流动，大力发展教育。加入全球化进程，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用外资最多的国家，被誉为“世界工厂”，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通过高劳动参与率收获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改革开放至今年的年均GDP增长率约为9%左右，从1978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1.7%，到今天占世界GDP总量的18%，与我国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基本相当，实属不易，而其中人口红利的贡献约为15%到27%。

展望未来，我国人口机会正在转型。以综合型人口机会为特点，表现为人口规模巨大、人力资源庞大、人力资本增强、人口流动活跃、长寿机会开放、生育支持政策组合的规模型、资源型、素质型、配置型、长寿型、制度型的综合型人口机会，这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基础。在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就业优先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协力下，充分挖掘并利用新人口机会，创造新人口红利，续写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奇迹。特别是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充分利用人力资本型的红利将是非常大的挑战。

总而言之，人口发展的未来并非一成不变，今天采取的措施和行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明天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流动迁徙轨迹。要客观认识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机会转型，人口规模、结构、素质、迁移、分布变动，从来就不是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外在要素，而是内生要素和基础性要素。 ■

文章来源于“老龄与未来”